四川三台县 告别土地数十万“茧丝姑娘”挣高薪

生意社07月20日讯

　　(1984-1988)

　　样本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全国之时，四川省把栽桑养蚕作为主导产业发展，大力开办丝绸厂，丝绸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省各县乡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丝绸厂，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川妹子”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第一站。据不完全统计，最高峰时期，全省丝绸厂招收女工达数十万人。

　　1980年，位于川中盆地北部绵阳市三台县，17个乡的农民集资170万元，开办了西平丝绸厂。鼎盛时厂里职工达3500多人，年创工业总产值1亿元，被列入四川省16个重点乡镇企业之一。

　　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国际市场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全国丝绸业出现大滑坡。1997年工厂停产，3000多工人被迫下岗。随后工厂被多次转手拍卖，2009年，被一私人老板以300万元的价格拍卖所得。

　　西平丝绸厂的发展与衰落，是四川丝绸行业三十年兴衰的缩影。从八十年代县县乡乡争相开办丝绸厂，到九十年代纷纷停产倒闭，这些丝绸厂兴衰背后，是一代四川丝厂女工离土不离乡的青春岁月。

　　那时厂里面招收的八成以上都是农村女孩，当地人习惯称她们为“丝厂妹”，简称“丝妹”。每个月工资比乡镇干部和教师还要高，让这些“丝妹”成为年轻人羡慕的对象。在南下打工浪潮没有到来时，进丝厂几乎是这些农村女孩离开土地的唯一途径，也成为很多她们的梦想。

　　当时丝厂发工资的时候，肉价和菜价就会上涨。镇上的普通居民都会避过丝厂发工资那几天买菜买肉，农村人则会尽量挑丝厂发工资的时候，去市场上卖菜卖肉。当时看到丝厂的人去菜市场，卖菜卖肉的人要价都会比其他人高一些。因为工资相对比较高，她们往往也懒得讨价还价。

　　进厂那天亲朋好友都来庆贺

　　1988年秋的一个夜晚，月光皎洁。川北山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林琼英被父亲叫到身边：“我找人帮你弄了一个丝厂指标，你要给老子争口气！”

　　那一年，林琼英只有17岁。多年以后，她还清晰记得，那天晚上，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和她说了很多话，一遍遍教育她进丝厂之后要好好干，不能给家里丢人；进厂后，要照顾好正在读书的弟弟。

　　那时候，正是四川丝绸业最红火的时期，大大小小的丝绸厂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每个乡镇，都竞相开办丝绸厂。仅林琼英所在的绵阳市三台县，当时开办的丝绸厂就达数十家。父亲准备让林琼英进入的西平丝绸厂，就在三台县西平镇上。

　　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的三台县，是四川有名的农业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据2008年统计，全县148万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超过120万。76万农村劳动力，50万人进城务工，其中3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但作为如今全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四川省，当时还未形成大规模南下打工的浪潮。除了少部分青年男子前往山西、新疆、西藏打工之外，大多数农村人，都还守着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栽桑养蚕、养猪喂鸡，仍然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和四川全省蓬勃发展的丝绸厂一样，西平丝绸厂当时也正处于最风光的阶段。新开办了绸厂、制衣厂，缫丝车间进行扩产，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有几百人的缫丝小厂，如今已拥有职工近2000人，生产的生丝和绸缎直接出口美国、日本、东南亚和西欧等地，被列为四川省16个重点发展乡镇企业之一。

　　厂里面招收的八成以上都是农村女孩，当地人习惯称她们为“丝厂妹”，简称“丝妹”。每个月工资比乡镇干部和教师还要高，让这些“丝妹”成为年轻人羡慕的对象。在南下打工浪潮没有到来之前，进丝厂几乎是这些农村女孩离开土地的唯一途径，也成为她们的梦想。

　　林琼英也不例外。她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回家，帮着母亲下地干活。每每看到丝厂那些女孩，她就羡慕不已，不止一次向父亲请求，把她弄进丝厂。

　　在乡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想方设法，终于帮她弄到了这个进厂指标。东拼西凑交了3500元“进厂集资款”和500元“保证金”，林琼英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数十万离土不离乡的丝厂女工中的一员。

　　林琼英说，她进厂那一天，家里像过节一样，亲朋好友都来庆贺。

　　饿到把长蛆死猪挖出来吃

　　林琼英被分配到织绸车间，陈小玉是她的车间主任。她比林琼英大7岁，已经在丝厂里工作了8年。

　　1980年，陈小玉17岁。她高考落榜了，摆在这个农村姑娘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回村务农；二是复读，参加来年高考。“我不愿呆在农村，太苦了！”陈小玉说。

　　地处内陆的三台县，直到1982年才完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连绵起伏的山丘，100多万人口，人多地少。大集体时代，这个农业大县一直在为吃饭问题发愁。

　　70岁的林德权曾担任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他回忆，那时候，生产队五十几亩地，每年可出产粮食四到五万斤，要交给国家两万多斤，再除去储备粮，每个人只能分到几十斤口粮。虽然长年吃红薯、喝玉米糊，仍是每年还没开春，很多人家就已经无米下锅，只好用晒干了原本准备用来喂猪的萝卜叶充饥。

　　最悲惨的是1957年到1961年。《三台县县志》记载，从1957年到1961年，因为饥荒，全县人口净减少10万余人。

　　饥饿难耐之下，有人晚上去田间地头偷生红薯果腹；有人走路时悄悄撸下路边的青麦穗，乘人不注意一把塞进口里；还有人抓癞蛤蟆吃，结果中毒身亡。林德权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村里病死了一头小猪，被埋在地下。几天后，一名社员在夜里偷偷将已经长蛆的小猪挖了出来，拿回家吃。被发现后，人们把他拉到人民公社，进行大批斗。

　　陈小玉的父亲是一名老师。这让她家的生活比一般农村孩子要稍好一些，但家里仍然时常面临吃不饱饭的境地，这让她早就抱定决心，再也不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

　　就在她准备复读参加来年高考的时候，一项影响四川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出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把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作为发展县域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进行发展。

　　西平丝绸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80年，三台县政府确定，由乐安区和西平区所辖17个乡共同筹资开办西平丝绸厂，并向农村招收丝厂女工。

　　根据出资额多少，招工指标被分派到各村社。每个村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名额，最多不超过三个。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身高超过1.5米、年龄21岁以下的女孩，并且要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和身体检查。陈小玉幸运被村里推荐入厂，并通过了一系列考核。

　　陈小玉说，当时体检就像当兵一样严格。最关键要求牙齿必须整齐，能咬断蚕丝———缫丝的时候，女工们需要用牙齿将丝头咬断。

　　“你最好还是去读书，缫丝苦得很！”体检的时候，有国营丝厂的老工人好心劝她说。

　　“我不愿意再在农村呆着了。”她回答。

　　与陈小玉同一批进厂的还有李秋碧和任秀华。她们的父亲，一个是老师，一个在外当工人———当时丝绸厂招工，要求每人必须缴纳500元的“集资建厂款”，在每个劳动力只有两角钱的那个时代，一般农民家庭根本出不起这笔钱。工厂首批招收了300多名工人。任秀华说，当时能够进厂的，要么是村社干部子女，要么父亲是国家正式职工。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程明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实行包产到户后，四川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综合考量劳动力、气候、栽桑养蚕的历史，四川省政府做出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决策。随后，四川丝绸业迅猛发展，丝绸厂遍地开花。

　　就这样，数十万四川农村女孩和陈小玉、任秀华她们一样，先后离开土地，进入丝厂，成为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的第一批年轻女孩。

　　丝厂发工资菜价就上涨

　　现在，林琼英终于也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丝妹”。但她很快发现，这里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

　　缫丝时，首先要把蚕茧在加过药水的沸水中煮透，再找出丝头，将一个个蚕茧上的蚕丝剥离出来。女工们的手每天浸在药水里，被泡得脱了皮，有的甚至出现溃烂———当时她们都不敢搓衣服，一搓，手上的皮就往下掉。

　　“丝妹丝妹你莫拽，工资只有十八块；丝妹丝妹你莫洋，找的老公莫我强！”陈小玉说，她们上班第一个月，每人只发了18元钱工资，除去生活开销，所剩无几。镇里的一些姑娘编造了歌谣，奚落她们。

　　但对于这群来自农村的姑娘来说，这已经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只值一两角钱。18元钱，换算下来，相当于农村里90个工分，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整整干上三个月。

　　所以，当周素英拿着除去生活费后最后剩下的2.2元钱回家交给父亲时，家里人开心了一阵。周素英是林琼英的表姑。她是继陈小玉之后第二批入厂的农村女孩。小时候看着表姑从工厂回家，林琼英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也要离开农村，去城里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上丝绸需求旺盛，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生产的生丝大多被直接出口到日本、西欧、东南亚等地。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程明说，1988年，四川丝绸出口创汇3亿元，占四川当年商品出口创汇总额的三分之一。

　　那段时期，也是西平丝绸厂最红火、最风光的时期———1984年，西平丝绸厂被外贸部门列为定点生丝出口厂。所产生丝通过四川省进出口总公司统一对外出口销售。曾担任工厂财务的李明杰说，那时候，产品销路根本不成问题。

　　伴随着工厂效益不断提升，工人工资也水涨船高。1984年，女工们的工资已经达到70多元，而当时学校老师的工资还只有三四十元。1988年，林琼英入厂的时候，丝厂工资已经涨到两百多元，当时镇上一般的政府公务员工资才一百多元，老师工资不过六七十元。

　　这些丝厂女工迅速成为小镇上购买力最强的人群。她们在小镇上率先穿上花裙、用上电器，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引领小镇潮流，成为令人羡慕一族。任秀华的丈夫刘堂松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他们家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在学校引起轰动。每天晚上，学校的人都聚集到他家，观看《霍元甲》等电视连续剧。

　　当时在小镇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丝厂发工资的时候，肉价和菜价就会上涨。因此镇上的普通居民都会避过丝厂发工资那几天买菜买肉。而农村人则会尽量挑丝厂发工资的时候，去市场上卖菜卖肉。当时看到丝厂的人去菜市场，卖菜卖肉的人要价都会比其他人高一些。因为工资相对比较高，她们往往也懒得讨价还价。

　　厂里还新修了办公大楼和员工宿舍。四人一间的单身宿舍，虽然还是有些拥挤，但这群来自农村的女孩已经满足。结婚的有了孩子的职工，还可以分到一间母子宿舍；如果是工厂里的双职工，还可以分到一套20多平米、被前后分隔开的套间。

　　红火的丝绸厂带动了小镇发展。1993年，西平丝绸厂上缴利税占全镇财政收入近一半。新修的丝厂大楼、职工宿舍，在这座小镇上带动了一条新街的诞生。西平这个小镇，有了“小三台”之称(三台是西平所在县的县城)。

　　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西平。在四川阆中、南部、合川等地，丝绸厂也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支柱。在这些地方，丝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厂名，更成为一个地名和一种象征。

　　“要娶就娶丝厂妹”

　　这些丝厂女工进厂的时候，大多只有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妙龄。当儿时的伙伴纷纷开始相亲谈恋爱结婚成家的时候，她们却只能将自己的感情深埋心底———进厂的时候，她们与工厂签订了合约：三年之内不得谈恋爱结婚。

　　习光辉1983年到1984年期间曾担任与西平丝绸厂同期创办的三台县城郊丝厂厂长。他解释说，这些女工进厂之后，至少要培训三个月才能上线，一年以后才能成为熟练工，技术才能稳定。女孩一旦结婚，就要生小孩休产假。工厂不但要给工资，还要解决住宿和办幼儿园。初创阶段的丝绸厂为了尽量减轻负担，便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习光辉回忆，当时从农村里出来的这批女工都很单纯，也很害怕违反规定厂里发现后会被开除出厂，基本都自觉遵守着这一约定，未曾听说有公开违反的情况。

　　1984年，首批进厂的女工终于三年期满“解禁”。这时，这批女孩在当地就如同如今大城市的白领一样，已经是年轻、漂亮和高收入的代名词，因此成为当地男青年竞相争逐的对象———“要娶就娶丝厂妹”，曾被嘲笑的“丝妹”成为城乡男青年选择对象的首选目标。

　　放假下班就回家干农活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这群丝厂女孩的真实写照。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孩虽然进了厂，但仍然没有完全离开乡村。

　　工厂离家最多不过一二十公里路程，骑自行车、甚至步行走路半个小时就能到家。因此放假甚至下班之后，她们就会回家。农忙时节还会回家帮助收稻插秧，干些农活。

　　林琼英所在的织绸车间，实行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她在早晨下班后就会回家，上午休息一下，下午帮着母亲下地干活。傍晚再骑着单车，去厂里上班。

　　虽然厂里有职工食堂，但为了省钱，每次回家，她都会从家里带些米面和蔬菜。她说，在职工食堂，当时一份肉菜要三元钱，自己做饭，一个月可以节省好几十元钱下来。

　　家离工厂近，遇上赶集，母亲有时也会到厂里来，给她送来米面和青菜，帮着她做中饭。弟弟在西平中学读书，也时常到厂里来。这时候，她就会去买些好菜回来，和弟弟一起改善生活。

　　1997年，丝厂停产后，林琼英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她说，在外打工的时候，总感到很孤单，所以很怀念当时在丝厂的那段生活，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经常可以见到家人，相互照顾。三台县劳务办主任刘海云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当地才出现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的情况。

　　丝绸业大滑坡风光不再

　　1992年，林琼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铁路上工作的丈夫。那时候，四川丝绸业已经开始了大滑坡，并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红火起来。1989年之后，国际市场需求突然出现萎缩；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资企业，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无人栽桑养蚕；大量小丝绸厂无序盲目发展，无序竞争；再加上四川省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治理整顿……一系列因素影响之下，四川丝绸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滑坡，丝绸厂纷纷关停破产，大量丝厂工人下岗，曾经风光一时的“丝妹”被迫汇入南下打工浪潮。

　　1995年，林琼英生了小孩，彻底告别青春。一年后，西平丝绸厂正式宣布停产。工人们只好从工厂拿回绸锻、布料、衣服等，充抵被拖欠的工资。1997年，四川丝绸业跌入谷底。

　　“以前那么红火，哪个想得到，没过几年，厂里就垮杆了！”如今在当地，谈起丝厂，大多人语气中都带着惋惜。那些在丝厂奉献了青春岁月的女工至今也不明白，兴旺的丝绸厂为何竟会陷入停产境地。而留给她们诸如养老、保险、住房等一系列所谓历史遗留问题。

　　工厂停产之时，南下长三角、珠三角打工浪潮正席卷全国。离厂的工人纷纷汇入这股浪潮，这些女工，大多集体流向了杭州等地。陈小玉也曾在工厂停产之后去过杭州。发现那里几个丝绸厂里，几乎全都是原来西平丝厂的老同事，“感觉就是把西平丝厂，搬到了那里”。

　　2011年6月28日傍晚，陈小玉、任秀华、李秋碧重返原来工作的地方。昔日热闹的厂区一片破败。陈小玉和林琼英以前织绸的车间被人租来做了养兔场；她们曾经居住的单身职工宿舍楼前，杂草丛生。

　　只有缫丝车间里，两排缫丝机还在轰轰作响———曾经在西平丝绸厂供销科工作过的一个私人老板，在2009年以300万元的价格，通过拍卖收购了原西平丝厂的设备和厂房，并雇了几十名工人重新开始生产生丝。

　　但在程明看来，不管是西平丝绸厂，还是四川丝绸业，都很难再恢复当年风光。从当年的人人羡慕、争相前往，到现在的无人问津。这种鲜明对比背后，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鸣谢：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程明、三台县劳务办刘海云、三台县县志办习光辉

　　大事记

　　1978年

　　1978年8月打倒“四人帮”后，加速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党的首要工作。国务院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华国锋在会上特别对发展社队社办企业做出重要指示，肯定了江苏省无锡县和苏州地区城乡协作、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

　　1978年9月农业生产率提高或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已被注意到。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速发展农业的一条道路》。文中指出：“……加快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争取将来能做到一亿劳力搞农业，余下的两亿劳力搞其他生产事业。那么，这余下的两亿多人干什么呢？都涌进城市吗？如果这样，我们现有的城市将大大膨胀，还要建设许多新的大城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会越来越大，这将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1978年9月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没有任何政策和领导指令的情况下，毅然做出决定：以当时的人民公社为单位，对人民公社本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动员全公社广大党员干部率领3.6万农民破体制、分田地、搞改革，首开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大包干”的先河。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这次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执行。

　　其中，前一文件规定了25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措施，但仍维持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明确要求“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同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秘密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实施“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冒险举措后来在农村正式推行，成为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显现出来。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民收入低下，所有这些驱动着广大农民在农业之外、农村之外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