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尚 始动中华服饰百年潮

　　生意社10月11日讯　始动中华百年潮——访专著《百年衣裳》作者袁仄/胡月教授

　　100年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性的革命滚滚而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变革，也带来了服饰上的新变化。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山装曾被称为中国的“国服”。

　　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核心报道，再现辛亥革命带来的服饰变革，梳理中山装的历史变迁。

　　“服饰是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你知道，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服饰风格和我们有着多大的差别，你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华人没有穿戴中国服饰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身着西式服装成了一个人时尚的标志。”辛亥革命后，美国基根-罗森克兰茨公司驻华代表约瑟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如果这种崇尚西方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全球服装市场的影响是令人惊讶的。

　　在百年后，回首曾经发生的历史，约瑟夫的推断已经变成现实，当代中国激越澎湃的时尚生态，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而这风潮的开始，便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说它完整，是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文化革命和社会生活革命。辛亥前后的服饰变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革命发生之日才开始的，也没有伴随革命暂时歇息而停止，所以，与其说它是革命的一个标志，不如说它是百年中华时尚服饰潮流的开端。

　　在百年辛亥的纪念之时，我们不妨摒弃政治、文化层面，跟随《百年衣裳》作者袁仄和胡月教授的讲述，单从服饰变革方面去追寻那曾经的波澜壮阔。

　　潮起百花齐放

　　辛亥革命，一场政治层面的变革，让古旧的封建王朝在中国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将国人头脑中顽固存在了数千年的“服装等级制度”消除殆尽。以服装“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苛刻礼教与风化观念被彻底埋葬。换服饰，成为当时的人们在新思想、新文化冲击下，对平等自由新生活最直接的追求体现。耐人寻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但在其影响下的服饰革命却被坚决延续了下去。也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时尚”。

　　记者：在很多历史文献中，谈到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都有关于服饰的描述，当时国内社会的服饰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胡：辛亥之时，剪辫易服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时有人形容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时报》1912年3月5日)。社会风尚的变化犹如走马灯，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也表现在新旧服饰的角力上。当时的一切似乎变得十分混乱、复杂，西服革履、军装皮靴、长袍马褂、袍褂翎顶，和各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服饰同肩并行，可谓“中西合璧”、光怪陆离。

　　记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服饰呢？

　　袁/胡：男性服装当时社会上最普遍穿着的依旧是大襟右衽中装长袍和马褂，在西式服装方面，民国元年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布的《服制》确定了大礼服，即黑色燕尾服，领型为尖角驳领，下领片饰以缎面料子，长裤的边缘线嵌有缎面条饰。而西装成为民国男性的半正式礼服，翻驳领，左胸开袋，衣身下方左右开袋，单排或双排纽扣，与背心、西裤成三件套西装，面料以毛呢为主，服色为黑色、深蓝色或白色居多。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在民国初年并行于政治社交场合。

　　还有来自日本的一种改良西式服装，为学生服，通常是立领，有三个暗袋七个纽扣；也有一个口袋，五个或六个纽扣的不等，多数为黑色、深色或浅灰色等。

　　此外，西式翻领、装袖、开襟、衣长及膝的西式大衣，西式衬衫，手工编结和机械编结的毛衣(俗称绒线衫)亦成流行，北京政坛军阀们穿着的各色军装也成时尚。

　　女性服饰开始简化，以上袄下裙为主流，衣服更加称身适体，上衣腰身收得较窄小，大襟右衽，袖长不过肘，袖口呈喇叭状，又称“倒大袖”；腰臀呈曲线，下摆有弧形、圆角、直角等。女学生和年轻妇女受当时日本女装的影响较明显，高领衣衫狭窄修长与黑色长裙相配，袄裙均不施绣文。若加上一副椭圆的小蓝眼镜，穿一双尖皮鞋，则是最时髦的装扮。

　　记者：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可算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官方法令的形式将西洋服饰文化引入中国，但为什么服制的选样，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为主？

　　袁/胡：辛亥革命前后，西装常被视为革命党人的标志，当时人称“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互相效仿，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在上层社会，西服成为一种流行的“官服”。

　　从当时的照片可见端倪。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与会者40余人，六成穿长袍马褂，四成穿西服。1912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赴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员和唐绍仪合影，照片上40余人，绝大多数穿西服。接受了西方服饰文化的革命者，在4个月后颁布的《服制》中，自然地选择了西洋的服装样式。

　　经典中山国服

　　虽然官方颁布的《服制》法令选择了西洋服式，但和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般，《服制》并没有得到广泛推行。反而是以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山装”成为中国现代服装史上最成功的民族化男装，并伴随着中国今后政治历史的起伏跌宕而出现在各个时期，成为最具政治色彩和进步特色的服装样式。

　　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服装变革较大的有三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推行服饰汉化、盛唐帝王的集各族服饰择优采取为我所用。但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级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而中山装与之不同的是，作为一种根本性革命的产物，它既合乎国民的传统审美习惯，也恰当地结合了国际现代服装的审美形式与工艺，Y造型上沐现了广大民众对民主、平等、革新、进步等社会理想心悦诚服的赞赏和接受。

　　记者：中山装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起伏跌宕的大部分时期，但关于中山装的诞生等一些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作为权威的服装史学家，请对此大致分析一下？

　　袁/胡：关于中山装何时诞生，无疑影像史料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它有比文字史料更加逼真的历史史实价值。据查：现存最早孙中山穿中山装的照片是1922年左右拍摄于他在广东谋划北伐时期。孙中山时任陆海大元帅，有史料称：“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故萌发并实践了这种端庄简朴的礼服——中山装。此说当不虚，1922和1923年孙先生的历史照片上频频穿着中山装。据红帮史的记载：约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由日本带回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稍做改良，此说与1922年的图像史料基本吻合。1924年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北上，途中他最后的留影中大多穿着中山装，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后穿着也为日后中山装的流行打下了重要基础。

　　依此推断，中山装应该出现于1922年前后。

　　但是，据红帮服装史的又一说法：1905年孙中山请日本华侨张氏“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创制中山装。并提出所谓“早期中山装”之说。不过，根据史料照片分析，在1912年前孙中山的影像中多穿西装。惟有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穿过一种直立领，胸前两口袋，有笔架型袋盖的服装。这种样式既不同于学生装，也不同于以后的中山装。之后1914至1918年他又频频穿着学生装，多幅标准照都是穿着立领浅色学生装。故当时有“先生喜服学生装”之说。

　　如果将1912年出现的立领两袋有袋盖的服装称之为“早期中山装”的话，这将对中山装形制的认定会发生歧义，但对中山装出现的时间则推前到1912年。

　　至于是谁设计和制作了中山装？这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考证的问题，因为从一开始就缺乏准确、权威的史料佐证。

　　关于这个疑问有不同版本：一说基本认为是孙中山先生主创设计，因为孙中山先生最先穿着这种服装，也是以上诸多中山装来源说里提到孙先生提议以某款式改良设计而成，故以先生命名也是顺理成章的。这种说法颇为普遍，亦很理想，将领袖神圣化非常合乎国民心理。

　　而在《红帮服装史》的书中又有两种说法。一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曾携黄兴等请日本华侨张氏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张方诚等服装界的华侨”，这批在日本服装界颇负盛名的裁缝根据孙、黄的意见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即所谓早期中山装。接着的说法是“孙中山先生曾带着日本陆军士官服、学生装和在日本时做的早期中山装到‘荣昌祥’，要求以这几种服装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新服装，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笔架式，称‘笔架盖’……把门襟的7粒钮扣改为5粒，象征五权宪法。袖口4粒钮扣改为3粒，象征三民主义。”由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老板王才运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山装。

　　还有一广东版本：孙中山先生授意华侨黄隆生设计中山装，称1911年后，革命党人服装繁杂，孙中山先生难以定夺，委托黄隆生设计制作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款式，要求既要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又要适合当今世界潮流之趋势。黄隆生接此重任后，参考了多种服装的样品，选了一种以英国学生制服为蓝本设计的亲自缝制好的样品，交给孙中山先生过目。当即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欢迎，这便是人们喜穿的中山装。”

　　以上线索尚缺乏史料佐证，只能如此推测：中山装是某裁缝在孙中山的授意下设计制作而成的。更加准确的结论仍待进一步考据。

　　记者：中山装诞生颇多谜团，那它又是如何从当年中山先生的身上演化到普通大众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被国人普遍接受认知？

　　袁/胡：虽然孙中山先生受到各界人士的崇敬，但无论是1912年还是1924年除孙先生外几乎无人穿着中山装。所谓“当时穿中山装众”的说法不实。即使1925年以后的照片，除极少数国民党要员偶有穿着外，难觅中山装踪影。

　　南京民国档案馆存有1927年6月周文亮呼吁改革服制的提案《呈请改革服制以重观瞻》可以证明，即使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中山装仍在推介之中。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政治中心南移，民众呼吁改易服制，推广中山装，但未获官方首肯。但中山装的政治取向明显，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随后，他首次穿上中山装，宣誓就任东北边防总司令，《北洋画报》即时刊登了少帅身着深黄色中山装的照片。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服制条例》，这是继民国元年《服制》后的一次重要改制。新服制废除燕尾服，规定男子礼服为袍、褂，定学生服为男公务员制服。但中山装的制服地位并未明确，现今许多文章称此时中山装定为制服并不属实。

　　从上世纪30年代民国档案可反映出，国民党部曾发出《党员服装宜用国货案》，呼吁党员服用国货，所谓国货包括中山装。1930年2月，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周纬递呈《行政革新数事》的提案，其中所谓“正服色”部分曰：“请明令政府机关及学校人员，职无大小，一律改着中山服装。理由如下：(1)遵从总理遗训；(2)淘汰旧服以新气象，避免洋装以推经济；(3)整齐划一；(4)便于体育；(5)引导民众(中山装价廉易职制，虽贫民亦易仿着)。”

　　早期中山装的穿着范围锁定于政界官员，一般是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当时的市民、职员等人更习惯穿着中式长衫或西装、学生装。直到1936年民国政府的《修正服制条例草案》，中山装才被明确并强调作为男公务员“制服”，自此中山装便渐渐推广开来。

　　以后由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主要穿着中山装，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流行最广的服装即中山装，其中由于毛泽东的穿着和政治影响，这种服装又被西方媒体称之谓“毛装”。这时的中山装成为红色中国的一种政治符号。

　　不可否认，中山装的出现和普及与政治领袖的倡导、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山装的服装样式外观轮廓周正，结构合理，线条分明，功能性强，具有严肃、庄重、朴实的美感，其整体造型体现了民主、平等、革新、进步等社会理想和大众愿望，不受地区、年龄、社会阶层、地位的限制，因而获得了来自广大民众心悦诚服的赞赏和接受。

　　记者：随着时间的演变，承袭到现在的中山装和中山先生当年穿着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服装样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袁/胡：中山装样式从初始到完成经过了一定的改变。最初为七粒纽扣，胸前为褶裥袋，背有背缝，后背中腰处有腰带；夏用白色，其他季节用黑色。从文献资料上尚难找到最初的中山装究竟有几粒纽扣、多少口袋、明袋还是暗袋，均无准确记录。所谓“早期中山装”是关闭式立领、两胸袋和袋盖，袋盖无纽扣，到以后成为翻立领、四口袋、袋盖有扣的中山装。

　　中山装形制基本确立于20年代。其主要特征为：由底领和翻领构成领子，是领角呈八字形的立领；上下有四个加袋盖贴袋，胸袋袋盖呈倒山字笔架型，称为“笔架盖”；下边两个谓吊袋，即袋边沿活口的口袋，俗称“老虎袋”(袋边沿有伸展活口的口袋)，四个口袋都以纽扣扣合；前门襟五粒明扣(最初七粒)；袖口上各有三粒扣子；最初的后背有腰带、背缝和开衩，以后取消了腰带和开衩。南京国民政府到上世纪30年代把中山装列为公务员服装。将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喻为“礼、义、廉、耻”；胸前五粒纽扣喻为“五权分立”；袖口的三粒纽扣喻为“三民主义”之说，虽未查到史料记载，但流传甚广。

　　站在“东风西渐”今天的繁华之上，再回首百年前“辛亥时尚”的斑斓，似乎能够从服饰的变革中看到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样是在文化交流碰撞下的产物，同样是在这片中华大地上，百年前的茫然与百年后的昂扬跨越时空而融合，驻足中华的时尚潮头，那源头的辛亥时尚却是值得我们深思、深味的。

　　注：袁仄、胡月著作《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