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药王”与茧丝贸易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这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用流行的话来说“地球人都知道”。

　　胡庆余堂”是晚清时期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于1874年创办的。虽然，胡庆余堂在胡的手中经营时间不过短短十年，其后的百十年间产权也几经易手，但它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源流中，以其精湛的制药技艺、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人文价值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

　　胡庆余堂座落在杭州河坊街大井巷，与附近的“方回春堂“、”叶种德堂“等都为当时颇具规模的中药房。靠河坊街一面墙上20平方米的硕大招牌字—“胡庆余堂国药号”，不禁使人仰为观止。创办初期，胡力邀浙江名医，研制出“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中成药，供曾国藩、左宗棠等军需和陕甘灾区百姓，深受好评。据称当时就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一说。

　　胡雪岩创办药业无疑是成功的，但它仅是胡雪岩事业中的一小部分。胡的主业还是金融业和茧丝贸易，其中金融业又是支撑其商业大厦的擎天拄，茧丝贸易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胡的一生，虽非由经营茧丝而兴，却终因经营茧丝不当而破产，常使后人扼腕不已。

　　胡雪岩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823年出身在杭州。16岁时，进钱庄当学徒。1860年从自己创办第一家“阜康“钱庄起步，凭籍其精明的经营头脑、灵活的经营手腕，短短十余年间，钱庄分号遍布浙江、上海、北京、湖北、福建等全国大、中城市，构建了覆盖大江南北庞大的金融网。胡还凭籍与官府上层良好的关系，揽到了代理官府理财的美差。当时尚无国有银行，浙江巡抚王幼令和后任左宗棠都极其倚重胡雪岩，通令全省“凡解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代理官府理财不但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社会信誉非比寻常。达官贵人、甚至皇亲国戚都将自己的财产交与胡打理，一般市肆商贾的汇兑往来，平民百姓的零星存款无不认准“阜康”钱庄这块金字招牌。最盛时，积资不下3000万两白银。

　　有了雄厚的资金实力，胡还投资规模更大的银号和风险较小的典当业。但还有更多的头寸需要利用，胡当时看到了经营茧丝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而经营茧丝又需要巨额资金，二者一拍即合。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给茧丝贸易打开了通道。当时，茧丝贸易大多由中间商为外商代购，俗称“销洋庄”。由于经营权垄断在外商手中，新丝一上市，压价收购，销往欧洲牟取暴利。胡不满做洋商的附庸，自己收丝，再销售给外商，决心利用自己的财力与之一博，经营重点就选择在湖州。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但作为其茧丝经营基地，胡主要考虑有三：

　　一、盛产蚕丝、质量上乘，便于采购。湖州蚕丝生产历史悠久。1842年上海开埠后，以湖州辑里丝为主的中国生丝很快占据了欧洲市场。据统计，经上海出口的生丝占全国的90%左右，而湖州辑里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就占55%。1851年，曾荣获英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金奖的“辑里湖丝”就产于此。

　　二、民间资本雄厚，便于融资。湖州南浔一带早就有经营蚕丝而富甲一方的丝商群体。这些巨贾的财产总额据称在6000万两至8000万两，而1894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7000万两，可谓富可敌国。当时，就有比喻其富商阶层的民间谚语：“四象八牛，七十二只蹲蹲狗”。据称，够得上“蹲蹲狗”挡次的，身价起码在30—50万两。

　　三、政通人和，交通便捷。当时的湖州知府正是曾受胡资助才走上仕途的王幼令，有莫逆之交的挚友在湖州做父母官，自然遇事方便多了。且湖州民风淳朴，市肆间吴侬软语，凡事讲究“和顺“，和气生财，自然生意兴隆。再是，当时上海开埠已成为最早开放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湖州到上海走陆路不过200里，走水路有运河相通，运输便利，费用低廉。

　　胡用足上述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一举成为丝业巨子。据《光绪实录》“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擎，专营出口，几垄断市场”。又据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考证：“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见丝就收，近乎疯狂。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

　　在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到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囤积居奇，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局势紧张，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二十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1884年，“胡庆余堂”抵债给了满族权贵—文煜。

　　胡利用茧丝博奕的失利，既有不可抗力的外来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不足，今天以专业的角度分析原因有三：

　　一、风险意识不强。经营茧丝需要巨额资金，而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钱庄的公私存款，拿别人的钱去博身家性命，一旦发生不测，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二、行情信息不灵。胡在金融业可谓是长袖善舞，但在茧丝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想垄断生丝贸易，必须要了解世界的生丝生产格局，当时，1870年前后世界生丝产地主要分为三块，一块在欧洲，以意大利为中心，另一块在日本，中国才三居一。对中国来说，当时生丝产地也主要有三处，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想要垄断经营谈何容易。不知这位精明的商人是当时的资讯不通呢还是“杭铁头”的性格使然！

　　三、专业知识不足。当时的生丝，主要为家庭作坊的土丝车采用鲜茧直接缫制的，质量参差不齐，丝胶含量偏高，不耐储藏，以当时的仓储条件、南方的气候也不允许长久存放，且生丝用途单一，胡忽视了这些特点，有了暴利不见好就收，情况突变以后，应对不及，在激烈的中外商战中败下阵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胡雪岩一生的经历正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缩影。其诚信经商之道正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理念。但极其悲壮的结局也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与启示，商海如战场，稳妥行得万年船。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许德尧

　　2012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