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基地，转移还是升级？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但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世界经纪格局的变化，这个最大的制造基地接下来该往哪走呢？

　　中国上海——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仅在2014年，中国就出口了2984.27亿美元(约合1.83万亿人民币)的纺织品服装。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成就了“世界工厂”，也赢得了30年的飞速发展——这一切离不开“制造业”。但在去年，外贸进出口增速仅为2.3%，这一数字显然离预期的7.5%很远。其中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可以归咎于国际需求疲软；经济复苏缓慢等。但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综合成本上升，优势削弱却是不争事实。尽管近日的人民币贬值对这些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但长久来看，企业依然需要迈出主动的一步才能摆脱困局。因此，有些公司选择将生产基地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有些公司则选择通过提升综合水平创造利润。

　　最早的海外制造基地

　　中国最早的海外制造基地在哪儿？其答案有些出乎意料——香港。香港港口水深岸阔，适合远洋船舶出入，在早期对外贸易中，本就占尽天时地利。1949年，大批难民潮涌入香港，劳动人口突然激增，“人和”的条件也有了，这一切迅速帮助香港发展以制造生产为主导的劳工密集型市场经济。

　　冯柏燎和李道明于1906年创立的利丰贸易公司，正是今天利丰集团(Li & Fung Limited)的前身。当时，利丰是中国第一家华资对外贸易出口商。1949年以后，在第二代传人冯汉柱的领导下，顺势转型升级为制造主导的出口商。当时的出口需求主要来自英国与美国。他们将劳动人口密集的轻工业分包到了成本更低的地方。随之，推动了整个世界版图内的产业链分工。

　　在2000年之前，利丰集团一度是全球最大的以服装业务为主的跨国贸易集团，曾经与利丰做生意的一位林姓贸易商说道：“冯式由美国订单发家。一路吞并同行业的竞争者。”利丰于1995年收购英之杰(Inchcape)采购服务，1999年收购两家太古集团(Swire Group)旗下的贸易公司，2000年更以22亿人民币收购由盛智文(兰桂坊创始人)与乐裕民(利丰集团总裁)1975年创立的科尔比贸易公司(Colby)。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以香港利丰集团及日本伊藤忠商社(Itochu Inc.)为主的贸易商站在了整条食物链的顶层，许多国内工厂靠与他们合作谋求财路。利丰的业务主要分两块：一方面它帮品牌解决生产；另一方面它也收购品牌——这其中又分两部分，一块是拿下整体经营权，如Cerruti 1881、Kent & Curwen、Gieves&Hawkes等品牌；另一块是获得单独的采购权，如2007年收购的Tommy Hilfiger全球采购业务。如此，它在自我内部就建立了一个闭环。

　　“在制造业生存的分两种，一种靠生产技术，一种靠资本运作，利丰主要靠资本运作。”林姓贸易商解释道。“但在中国加入WTO后，利丰失去了传统优势。国内工厂跳过了中间的贸易商，直接与品牌对接，像山东鲁泰、雅戈尔、大杨创世这些公司迅速壮大。”

　　时至今日，利丰和伊藤忠这样的贸易商，仍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有办公室。眼下，在这块业务上他们核心的竞争力在于，为品牌的生产解决方案提供垫资服务。

　　世界供应链版图

　　制造基地转移的目的，不外乎是成本。成本的核算有很多方面，包括原料、工资、关税等等统统都结算在内。根据每个不同条件进行成本核算，才能匹配出最适合的地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但与此同时，成本也日益上升，而在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就是人员薪资。中国男装品牌AK Club品牌的创始人宋平表示：“在上海聘用一位熟练的图案设计师，人力成本约在3500美金(约合人民币22000元)。薪金与欧美看齐，但专业水平却不可同日而语。而人力成本高企不下的原因在于，其中四成以上要缴纳给社保。”

　　近日，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的一项调查显示，华南制造业有11%的工厂计划迁往海外，以躲避不断上升的成本。无疑，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乃至中东及非洲都将受益。

　　离中国最近的制造基地越南，是生产外迁的首选。就服装制造而言，它有着政治稳定、工人技术熟练、供应链反应快和运费低廉等诸多优点。

　　1978年由杨元龙创立的香港溢达集团，早在20年前就交班到女儿杨敏德的手中。溢达除中国以外，在全球4个国家有制造基地。其中，越南是最大的基地，共有3间工厂，2间在南越，1间在北越，总计有1万左右的工人，；而在斯里兰卡与毛里求斯分别有5000人左右的制造基地；马来西亚则有2间做成衣，1间做包装材料。

　　溢达集团董事总经理童成说道：“在毛里求斯和越南设厂是很久以前的决定，今天看来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越南是中国以外工人的效率与技术最成熟的地方。我们自从2000年左右进入越南，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产量；而毛里求斯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有关税优惠。最近，美国又将这项优惠协议更新了10年。”

　　“马来西亚是溢达最早的海外工厂，当年收购过来的旧工厂，今年刚好50周年。很多成熟的工人、技术都是在马来西亚。服装制造则是斯里兰卡的支柱产业，因此很容易找到工人与管理人员，它是重要的战略基地。”

　　选择制造基地，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工人、原料、关税、供应链——时间也是金钱。当然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譬如印度尼西亚，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劳动成本比越南还低，但因为该国是信仰穆斯林，所以工人一个月开工，一个月做礼拜去了。朝鲜的政治不稳定，但工人却出奇的便宜高效，他们的工资水平大约每月100美金(约合人民币600元)，其中七成上缴给政府——但货物却不能出口欧美。

　　综上所述，当中国的制造基地选择外迁，越南一般是第一位顺位。负责Nike、Adidas、Puma等运动品牌针织业务的生产商宁波申洲集团，最新的动作就是开始将厂设到越南。在此之前，申州集团于海外只是“策略性”的在柬埔寨金边有一间工厂。

　　迁移还是升级？

　　将制造基地外迁，可以形象的比喻为“走出去”，与之相对的则是“走进来”。相当一部分的制造商由珠三角或长三角，往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转移。溢达集团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2012年，溢达最新的一家工厂开在著名的旅游城市桂林。

　　“其实应该说是桂林选中了我们。”童成解释道：“几年前，桂林银海纺织集团公司在寻找买家，桂林政府给我们牵线，但在洽谈过程中，我们认为桂林是实践现代化生产最好的地点，于是决定将范围扩大，最终决定在桂林与阳朔中间的九美桥。”九美桥项目(又称“十如”项目，源自佛学十如是，有不断追求完美之意)占地八百亩，它有着双重目的，一当然是轻工业生产，二是挖掘它的旅游业潜力。因此，放在这里的，除了有对环境污染最小的纺纱及成衣制造这两块生产业务，它还集结了设计、研发、零售、会展、休闲于一体。这个产业基地颇具实验精神，它实验的是未来传统工业是否可以与自然、人文和谐相处。

　　溢达有三分之二的生产在中国，广东高明占了一大部分；新疆则主要是原料与研发基地，在乌鲁木齐、昌吉与吐鲁番有3家纱厂，在南疆则与新疆兵团合作收集棉花并进行轧棉此外，还有常州、宁波、奉化与泰州都设厂，主要生产成衣。

　　曾任美邦副总裁及波司登总经理的程伟雄，现在经营着良栖咨询公司。他认为，所谓的迁移与劳动成本高低并没有直接挂钩，而是产品价值链的重整。“中国制造业初期从国营体系全线崩溃，再到为满足OEM(来料加工)的方式，重新组织出的产业体系，都是比较粗糙、没有技术含量的。现在是OEM往ODM(自主设计)升级，这是结构性的演变。”

　　他以宁波的雅戈尔与杉杉等男装品牌为例。“像雅戈尔也好，杉杉也好，创始人都是很清楚的，金融部分的业务再怎么发展，最终，消费品才是最长远的。李如成(雅戈尔创始人)今天也在改变，重新组织新的队伍投入到里面。但他们现在的品牌定位需要重新思考，原来是产品大于品牌，手里有工厂就能做，现在不是这样。”

　　从政策层面来说，今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顶层设计已经为中国制造业画好了一张未来转型升级的路线图。其五大基本方针是：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

　　“溢达每年有个目标，如何把人均产量提升10%。”童成说：“去年溢达总营业额为14亿美金(约合人民币89亿元)，总员工数为58000人左右。而在10年前，一年营业额只有4到5亿美金(约合人民币25到32亿元)，员工数却有4、5万人。差不多的人数，在10年里人均产量翻了两倍。这全靠智能化生产、管理模式的提升，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

　　它其实已经脱离了服装制造业原有的密集化生产模式，在“工人”之前，应该加以“技术型”的定冠词。“在工作时，一个工人往往会面对两、三部自动化机器，甚至还有些机器。而在工厂内实行的精益生产及资讯管理，则能够随时追踪到车间里的WIP(车间生产管理)及产量。”

　　同时，新兴的智能科技也在不断往这个传统行业内渗透。溢达今年购入了由Rethink Robotics最新生产的机器人Baxter，它可以模仿任何动作，比如拿一杯咖啡。只要记录下动作，然后就可以不断重复。“在大型工业里，机器人应用了很长时间了，比如造汽车。但在服装制造方面，机器人很难抓到一块布。”刚过去的6月底，溢达将这台机器人搬到了汕头大学，在杨敏德与诸多嘉宾面前做了演示。“以后，行业里最大的挑战在于，人如何同机器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