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庄吉之死，是产业转型的缩影

　　一

　　我第一次去温州，是1992年盛夏，从杭州坐大客车颠簸11个小时，其间要翻越一座黄泥岭，那里的土鸡煲远近闻名。到了鹿城区，第一个被带去的地方就是五马街，那时，这里是中国时尚服装的“圣地”。

　　五马街的名字听上去很气派，其实跑不了五匹马，连两匹马并行都困难，它只有四五米宽，铺着崎岖不平的青石板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小街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着上百间服装铺，前店贩衣，后帘及二楼则是日夜劳作不休的缝纫机，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从五马街开始风行的。

　　在偏远的浙南小城，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时髦的服装，每个人都会吃惊地问一个问题，这些服装的款式是从哪里来的？

　　照相机。温州人笑着回答说。

　　温州是侨乡，有数十万人在欧洲谋生，他们每天用照相机把巴黎街头最时髦的橱窗拍下来，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三天画图样，七天出小样，十天成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

　　后来中国企业界常说的后发优势、跟进战略，以及“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等等，其实在五马街早就上演过了。

　　我去温州的时候，专业市场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温州的各县镇出现了鞋革市场、布料市场、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及纺机市场，这也是温州人的一大发明，产业被细密地切分，以乡镇为单位、家庭为细胞，构成专业化分工。在整个90年代，温州服装统治半个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在那些年，温州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物，比如造汽车的叶文贵、“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开钱庄的方培林、搞农民城的陈定模等等，当然，第一个会被提及的，必定是“温州八大王”。

　　1982年，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到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其中，温州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是为轰动天下的“八大王事件”。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成改革人物。

　　到90年代初，“八大王”中的大多数人已泯然众生，找到其中的一两位已经不太容易，其时，生意做得最有起色、最风光的是乐清柳市的郑元忠。

　　郑元忠是“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当时与他几乎同时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就当我去温州的那几天，1952年出生的郑元忠刚好成了新闻人物，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

　　四年毕业后，郑元忠离开低压电器领域，突然转做服装，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从五马街的服装铺到郑元忠的庄吉西服，这一跃进一度被视为温州服装产业品牌化经营的标志性新闻。

　　在我的印象中，郑元忠的名字每隔几年就会浮现出一次，庄吉的广告在航空杂志上常常出现，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评选及庆典，郑元忠总是作为“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三

　　上周末，突然看到一条新闻：9月6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6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庄吉终放弃自救而无力回天，此案涉及庄吉及多家相关企业，或导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

　　庄吉死了。

　　我随即拨通老朋友马津龙的电话，他是温州当地最资深的经济学者，算得上是“温州民企辞典”。老马告诉我，庄吉重组已逾半载，曾有当地及山东企业愿意接盘，但是，终因债务复杂而放弃，“庄吉案相关300多亿，当然不可能是元忠一家，而是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互保链条。”

　　“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装，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是老马的一声叹息。

　　老马的叹息也许只说中了事实的一半。

　　郑元忠创办庄吉的90年代中期，正值消费升级和品牌经营的大爆炸年代，他告别冷清的低压电器投身于品牌服装，应是听到了风口的呼啸声。作为同辈人中的高龄大学生，目睹“五马街模式”的没落，他企图用品质化战略把低段位的温州制造拉高几个档次。

　　然而，二十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温州人的商业精髓主要集中于贸易而非制造。也就是庄吉诞生的那个时期，温州制造业已经呈现疲态，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溢出，如“金甲流寇”游弋各地，到1999年前后，终于在杭州找到了炒房的突破口，继而新疆炒棉团、山西炒媒团、云南炒矿团横行一时。

　　在我所接触的温州企业家中，只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早早将总部迁到了上海，而所有偏居于老家的品牌公司无一不陷入苦战，他们一方面要应对全国市场的惨烈竞争，另一方面要为先天的基因缺陷而支付代价。

　　郑元忠的庄吉从2003年开始，就涉足多元化，他在天津投资建设庄吉购物中心，去云南投资有色金属矿，据称圈地上千平方公里，2006年，庄吉涉足造船业，这一重资产行业最终吸走了17亿元的资金。在十多年时间里，庄吉先后投资六大产业，子子孙孙的公司超过90家，每年雇佣工人总数约2万人。

　　多元化从来是企业经营最大的陷阱，郑元忠在多个行业的投机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他的主业——服装纺织业又遭遇大转型、大寒冬，单是今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份名单上就有：华东最大的纺织工厂宝利嘉、绍兴印染五强之一的五洋印染、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上市服装品牌左岸以及亚洲最大的牛仔裤代工厂兰雁集团。

　　实际上是一场内外交困的并发症。产业转型让竞争格局面目全非，新的成长逻辑让所有的经验烟消云散，庄吉是一个缩影，郑元忠是一个宿命。

　　四

　　在温州企业家中，郑元忠素以孤傲著称，他很少参加聚会，也不太在公共场合布道演讲。据部下称，他平日几无爱好，一心投掷于庄吉的业务，一辆宝马车已经开了31万公里还舍不得换掉。

　　此次庄吉破产，郑元忠并没有一逃了之，他宣称，“绝不跑路，有债慢慢还”，庄吉集团旗下5000员工迄今没有发生讨薪闹事事件。

　　烈士暮年，寒刃逼颈，郑元忠似乎仍然要为“八大王”留住最后的尊严。

　　写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街道泥泞，灯光迷离，人影憧憧，喧嚣鼎沸。那是“前店后厂”的温州，那是用照相机紧跟巴黎的温州，那是倒卖全中国的温州，那是最好的温州。

　　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吴晓波频道”，原标题为“庄吉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