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科院：靠什么锻造“国家队”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中国农业科技“国家队”的角色，并非凭靠其“国字号”的名头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得来；它作为中国农业科技领导者的地位，也并非凭靠其建院之初国家所要求的“中国农业科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定位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获取。中国农科院这50年，“国家队”做到名副其实，因其具有“国家队”的能力，“国家队”的声望，“国家队”的号召力。

　　大突破后面的小故事

　　中国农科院这50年，六大突破是其领跑中国农业科技的登顶之作。而在研发历程上，这六大突破各具其类型特点。

　　转基因抗虫棉，是冷板凳上干出大事业的典型。颇具传奇色彩的郭三堆1988年从法国学成回国时，正赶上国内棉铃虫大暴发。当时国家863计划和“总理基金”项目支持的是另两位知名科学家的团队，像他这样的无名小字辈只好坐冷板凳。后经再三争取，从人家每年几十万、上百万的经费里匀出几万元来让他试试。这一试，竟一发而不可收———在1993年—1995年连续三年对同行三团队的编号盲试中，郭三堆一组的抗虫性得到确认。从此，无名小辈从边缘走到中心。

　　系列禽流感疫苗，是对国家重大需求作准确预判，最终走到世界前沿的范例。时任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的于康震及其弟子陈化兰1994年开始这项研究时，整整一年不被人理解。他们从1993年广东发生低致病性禽流感得出预判：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中国已不是潜在的、而是现实的威胁，要和时间赛跑。适逢九五计划立项，他们到处汇报、解释，终于促成“九五”国家层面科技攻关、生物技术攻关项目均作出适当安排，最终走到世界前沿，并满足了国家重大需求，成为关键时刻的“杀手锏”。

　　中国超级稻选育，是错失机会之后自己创出更好机会的样板。中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错过了水稻矮化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两次突破的机会。现任所长程式华及其团队受国际水稻所新株型育种启发，从1996年开始，团结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沈阳农大及福建、江苏、辽宁、广东农科院等全国优势单位协作攻关，走理想株型塑造与籼粳杂种优势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在最大程度提高产量的同时，兼顾米质和抗性，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为国际同行瞩目。

　　矮败小麦轮回选择育种技术，是认准一个研究方向，多年坚持不懈，在原有重大突破基础上又获新突破的例证。自1972年5月中国独有的太谷核不育小麦惊现于世之后，对其不育基因的定位，就是一个久攻不克的难题。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刘秉华经海量文献检索和数月间每天至深夜12点的实验室探寻，终于在1986年的一天午休时分灵感突现，找到一套新的定位程序和方法，将太谷核不育基因定位在4D染色体短臂上，距离着丝点31.16个交换单位处。在此基础上成就了矮败小麦“良种加工厂”的美名。

　　双低油菜新品种，是独辟蹊径和时势造英雄的经典。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所王汉中及其团队，把降低菜籽油中对人体不利的芥酸和榨油后饼粕里的主要有毒物质硫甙含量作为主攻目标，独辟蹊径，育成芥酸和硫甙含量双低且“六高、两优、八项全能”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把农民所需要的性状集于一身，并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食用油的需求。其后，又在双低基础上实现“一菜两用”，在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恰逢其时，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合拍。

　　世界最大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库，更是全国大协作，着眼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杰作。建设这样一个作物种质资源的国家本底库，对于未来“一个基因，就是一个产业”时代的国家竞争力，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意义。中国农科院担当起了大协作领军者的职责，统一目标，统一组织，统一标准，鉴定和挖掘了大量优异基因，形成了独有的种质与基因资源优势，平均每年给国内外育种家和研究单位发放种质资源26000余份。

　　大突破后面的小故事，折射出中国农科院“服务农业主战场，攀登科技新高峰”的综合实力，折射出它包容、宽容、灵动、和谐的自由研习氛围，折射出中国农业科技大协作领军者的胆识和组织能力。

　　大突破后面的大师

　　作为“国家队”，还要有代表“国家队”实力和水平的顶尖人物。中国农科院这50年，具有如此代表性的大师级科学家繁若星辰；和他们的闪亮名字相对应的，是中国农业科技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个重大理论或方法突破。

　　中国水稻科技领先世界，与中国农科院首任院长丁颖的贡献密不可分。他开创性地组织了系统的大规模野生稻普查研究，建立了水稻的亲缘关系和分类系统，揭示了水稻起源、进化的路径，证明了“中国云南是世界野生稻的起源中心”，为后来水稻的遗传、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禾谷类作物光温敏感度的发现及应用研究上，金善宝院士作出了惠及子孙后代并影响世界的原创性贡献。他首先发现了低温不是小麦的唯一春化条件，提出了小麦生长发育过程中温光叠加和互补等理论；他通过对地方稻种光温特性研究，阐明了品种光温反应特性的形成同当地生态条件的关系，提出了水稻光温反应特性的理论，为我国水稻品种生态研究、杂交亲本选择及南繁育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鲍文奎院士则在世界遗传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他在理论上首次证明了农作物的物种、育种材料和种质资源都可以人工创造，并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他突破了小黑麦杂交诸多技术难关，创造出新型禾谷类植物———异源八倍体小黑麦，选育出90多个小黑麦优良品种／品系，显著提高了中国麦类的育种水平。

　　邱式邦院士与马世骏院士等牵头组织全国治蝗大协作，对中国农作物的蝗虫种类、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防治技术等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飞蝗和不同种类土蝗适生环境及其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查残、查卵、查蝻的“三查”测报法，创立了“改治并举”的根治蝗虫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上世纪60年代基本消灭蝗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范云六院士上世纪80年代将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技术与农作物遗传改良相结合，研究Bt基因的克隆、修饰、改造和元件组装，成功进行定向设计和Bt基因改造，在国内最早获得转抗虫基因水稻和棉花，成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后来郭三堆们在转基因抗虫棉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正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

　　中国农科院这50年，大师辈出，不可尽数。大师的品学德行令人高山仰止，令科学共同体心悦诚服。

　　大突破后面的大体系

　　中国农科院作为“国家队”的综合能力，建立在其门类齐全的完整学科体系之上，这一学科体系的宏大和完整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农科院所中罕有其匹。

　　中国农科院这50年，一方面，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形成了直接服务于水稻、棉花、麻类、油料、果树、柑橘、蔬菜与花卉、茶叶、烟草、甜菜、甘蔗、蚕桑、花生、薯类、特种经济动植物、草原、畜牧、水牛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与产业的研究所布局和专业体系；另一方面，以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支撑产业发展、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线，形成了农业区划、作物遗传育种与栽培、农业土壤与肥料、农业灌溉、农业气象、植物保护、生物防治、农业机械、农业环境保护、沼气、农业生物技术、原子能应用、农业经济、农业情报、畜牧、兽医、中兽医、寄生虫等覆盖农业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完整学科体系。

　　从横向看，这个“大体系”的“大而全”特色是不言自明的，但它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刻意摆布和安排，而是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同时又是弱质产业对农业科技强力依赖的客观要求。

　　从纵向看，这个“大体系”又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而且，这种变动不光着眼于农科院自身学科体系的小循环，而是放眼长远，引领着中国农业科技学科体系的大循环。事实上，它已经起到了中国农业科技学科体系调整“风向标”的作用。

　　值此院庆50周年之际，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表示，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十一五”期间，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三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瞄准“三个中心、一个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九大学科群”的建设与完善，针对十大领域，努力完成农业科技创新六大战略任务，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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