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请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

　　所以，这个层面劳资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低端对低端、弱势对弱势。这两个弱势群体，主观上是想互相利用，客观上则在互相帮助。根据这个判断，我们不应该把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来说偏低的工资和不够理想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中小企业“剥削”、“剥夺”和“欺压”最底层劳动者的证据；也不应该把中小企业员工的高度流动性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为地通过立法去降低它。我们应该看到和承认，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其自身的生存都严重缺乏保障和把握，确实没有实力、没有条件提供与优秀大企业相媲美的工资、福利、劳动条件和稳定就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员工保持相当的流动，也是劳资双方不断互相挑选、不断改善自身状况的一个重要机制。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扶持和帮助同属弱势群体的中小企业，保障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在基本道德和法律规范内自由谈判、自由合同的权力，就是帮助中国最底层、最弱势的劳动者，就是在促进社会和谐。如果不这样做，反而立法限制中小企业用工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他们的用工成本，则必然导致他们用工意愿的下降，这样不但损害了中小企业本身的利益，也会使更多最底层劳动者找工作更加困难。这时候，“剥夺”就会真正地发生：成千上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被剥夺，数以亿计农民工初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时起步的工作机会被剥夺，低端劳动者由低到高自然发展的过程被剥夺，从根本上、大面积损害了最底层劳动者的利益。

　　扶持中小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挑战

　　2008年伊始，中国的宏观经济就迎来了一系列挑战。在南方遭受大面积暴风雪反复袭击的同时，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人民币升值加速，世界性经济增长放慢，石油、食品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威胁加重。这些挑战，是摆在政府、企业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偏爱市场的人，会想到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紧缩性货币政策等。这些政策在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降低通货膨胀风险的同时，难免会增加就业市场的风险。偏爱政府干预的人，必然提出行政干预的种种建议和措施，比如限制某些产品的价格、政府指令性分配某些资源等。问题是，政府干预虽然有比较好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来说，它会造成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造成经济效益的更大损失。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从长远来说，有如饮鸠止渴。

　　所以，用宏观工具和行政手段来应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短期内虽然均属必要，却非万全和长远之策，因为这些政策都会对生产、对供给产生不利的影响。应对宏观经济挑战最有效、对就业和经济长远发展负面影响最低的方法，是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效率提高了，企业才能充分消化原材料上涨造成的压力。供给增加了，物价就会稳定。有了效率，增加了供给，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自然会下降。而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往往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企业要有宽松的环境，才能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在各种规模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最灵活、最快捷，最善于在不利的环境中找到生存和发展之路。鉴于中小企业这些基本特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并不需要做太多，也不需要有太多投入(当然多一些更好)，而只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就能很快使其获得很大的发展。也许大家还没有忘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饥荒就度过去了；实行了“三自一包”，农贸市场的供应就丰富了。类似的例子，在建国后经济史上，绝非个别，而是规律。

　　面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严重挑战，实行《劳动合同法》，捆住中小企业的手脚，增加它们的经营成本，限制它们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降低它们对市场反应的灵活性，从而降低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减少经济中的总供给，实为下下之策。应对2008年的宏观挑战，给广大中小企业松绑，为它们创造更加宽松良好的经营环境，才是政府应该采取的上上之策。

　　扶持中小企业，符合国家长远利益

　　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因为有广大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在一个经济中建立起一种创新文化，才会有充分就业，才会有优秀大企业赖以涌现的肥沃土壤，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共同证明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从综合统计数字来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它们创造了这些国家60%至70%的就业和55%以上的GDP。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字大体相当。这说明，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并不亚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OECD这样评价：“中小企业在所有国家的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就业、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创新、减少贫困和增加社会机会等领域，中小企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指出：“中小企业创造了本地区大多数的就业，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梁骨。”

　　从单个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80%的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同期，德国80%的就业岗位是由那些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第二、三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93%属于小企业。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最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也在保障就业、降低失业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历史上国家崛起的经验来看，说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毫不过分。我们知道，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决定世界霸权的，就不再是航海和商业冒险，而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19世纪，英国凭借自身的工业实力，取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而英国工业的主力，正是遍布英国乡村和城市、家庭所有的中小型纺织厂、磨房、煤矿和炼铁厂。

　　进入大企业时代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大企业虽然闻名于世，但美国经济得以保持竞争和创新的活力，靠的却是中小企业。源自美国乡村的沃尔玛对美国零售业的冲击，靠三架飞机起家的西南航空公司对美国航空业的冲击，微软对计算机行业的冲击，就是美国中小企业不断冲击和打破垄断的最生动案例。正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使美国任何行业中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它资格多老，名气多高，规模多大，都很难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坐享垄断利润，这就形成了美国企业中的创新文化，即“惟一不变的，是一切都永远在变”。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挽救了美国，使美国得以保持强大，丝毫也不过分。

　　今天，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够大了，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石油等，以某些指标衡量，已属于世界前列甚至世界第一。可大家的共同感觉是，中国的企业，往往是大而不强，缺乏创新，没有活力。个中原委，虽不止单一因素所致，但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鉴，没有给中小企业创造条件，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灵活的机制和自身的创新，来挑战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热衷于打造世界500强，忽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培养，不能不说是多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失误。

　　崇尚大企业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说过：凡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即对美国有利。我们的观点和他相反：凡对中小企业有利的，即对一国经济的活力和长远发展有利。中国与中小企业有关的经济立法，其指导思想，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