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信用逆差”问题亟须引起重视

　　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买方)为避免占压资金和节省开证费用而拒绝给出口商(卖方)开立信用证，转而要求卖方接受信用付款方式。80年代之前，亚洲出口商都坚持要买方开信用证，今天，几乎完全丢失了这个“信用地位”，全面接受了承兑交单(D/P)或放账(O/A)等信用付款方式。

　　在理想市场条件下，买方强势地位似乎是“无害”的，因为交易双方是平等的贸易伙伴。今天你作为卖方向“强势”的买方提供了信用，明天你又作为“强势”的买方获得了信用，只要贸易实现了平衡，贸易信用也可以实现平衡。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中国的企业作为买方的时候，当中国在全球的采购数额接近上万亿美元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买方信用地位，依然像20年前那样在给别国的出口商开立信用证，甚至提前预付货款。这是为什么？

　　我外贸存在大量“信用逆差”

　　回顾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历程，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结算方式大都以信用证为主，可以说是“信用基本平衡”。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出口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为了占领市场和争夺客户与订单，出口中采用信用证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采用承兑交单或放账等付款方式的比重则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进口仍然以对外开立信用证为主，变化不大。

　　入世以来，中国进口、出口的贸易信用条件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外买家不愿开立信用证，而是要求进行“放账交易”。据了解，中国只有大约20%的出口使用信用证，80%都是放账交易，且放账期限越来越长。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180天，拉美地区甚至长达360天。中国企业在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同时，还向国外进口商提供了大量信用优惠。

　　反过来，中国企业在进口货物时，绝大多数国外卖家却仍然要求中国进口商预先开立信用证，甚至还要求预付货款，中国企业在进口环节又提前对外提供了大量信用优惠。

　　设想一个既从事出口、又从事进口的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由于出口存在大量的“已交货未收款”业务，形成“信用流出”，进口也有大量的“已交款未收货”业务，也形成“信用流出”，两项叠加就形成了巨额的“信用逆差”。

　　据了解，中印双边贸易在2007年达到387亿美元，其中我对印出口240亿美元，自印进口147亿美元，中国有93亿美元的顺差。然而，中国对印出口80%是放账，自印进口几乎都要开即期信用证，很多还要支付预付款，信用成本巨大。在假定银行年利率6%，按对印出口平均3个月收汇计算，出口信用成本高达3.6亿(=240×6%×3/12)；按自印进口平均2个月回款计算，进口信用成本又有1.5亿(=147×6%×2/12)。可观的贸易顺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逆差”。

　　产生“信用逆差”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信用条件取决于贸易供求关系。与外贸顺差一样，中国对外贸易中“信用逆差”的形成有一定客观原因，主要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决定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结构性信用逆差”。

　　中国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供过于求的商品，市场竞争激烈，不得不放账、赊销。如果一味强求买方开立信用证，不仅销量上不去，甚至可能会丢失商业机会。就进口而言，情况正好相反，进口商品大多是紧缺的能源产品、原材料以及关键技术和设备，消费品不足3%。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对外开立信用证，甚至提交预付款。

　　需要指出的是，“信用逆差”的产生还有“非结构性”原因。首先，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还不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外国出口商对中国企业的资信状况和信用程度不了解，不敢赊销给中国进口商。其次，我们自己的企业因循惯例，不能与时俱进也是重要的原因。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外贸讲堂和教材仍然在宣传“外贸尽量采用信用证”，而很少讲解信用成本和信用风险。第三，由于文化差异、地域隔阂产生的误解，由于社会制度和司法体系的不同而引发的猜疑和歧视，也会在贸易信用条件上表现出来。

　　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可能还会长时间存在，但是，对于非结构性因素则应研究适当对策，化解猜疑和误解，提升中国企业的信用地位。

　　“信用逆差”的负面影响信用逆差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进口企业需要预先筹集到足够的自有资金，或者向银行借贷，以便对外支付预付款，这就挤占了进口企业的发展资金，增加了进口环节的财务成本；第二，进口企业对外预先付款或开立信用证，面临着国外供应商的信用风险。一旦国外发生禁运、动乱等政治风险，或者遇到供应商破产、违约等商业风险，进口企业将陷入“账货两空”的困境，面临巨大的损失。第三，一旦进口风险发生，进口企业还可能面临诸多连带的间接损失，包括下游销售中断、配套设施闲置等等。

　　国际贸易实践表明，卖方所在国政府临时取消出口许可证、颁布出口禁令的情况时有发生，跨国公司故意阻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市场价格的变动也可能使卖家拒绝供货。而我们的企业在这些违约行为面前显得非常“无助”，预付款打了水漂，开证费价格不菲，加上国内销售违约损失，令进口企业不堪重负。

　　“信用逆差”的存在，实际上制约了中国企业的进口能力。笔者曾经拜访过印度的贸易巨头塔塔集团。塔塔集团向广东一些制鞋企业出口皮革，条件是全额预付款；然后再从这些企业购买成品鞋销往欧洲，条件是收货后30天付款。塔塔抱怨中国顺差太大，希望中国企业多买他们的皮革，但是却从不肯赊销给中国企业。现在有很多国家的企业像印度的塔塔集团一样，一方面要求中国增加进口，另一方面却不肯向中国的进口企业提供贸易信用。这的确需要认真应对。

　　减少“信用逆差”的建议促进贸易平衡不能依靠压缩出口，同样，抑制“信用逆差”也要着力改善进口信用条件，而不是简单收紧出口信用条件。

　　消除针对中国的贸易信用歧视和纠正贸易信用失衡，决不能仅靠企业单打独斗，因为国际规则、贸易惯例和跨国经营实力都偏向贸易发达国家。必须强化国家信用工具，将传统的官方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作用扩展到进口环节，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公平待遇。

　　此外，加强国内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企业资信调查和商账追偿网络，提升中国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也有助于国外出口商逐步增加对中国进口商的了解和信任，有助于减少“信用逆差”。

　　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外贸政策从主要支持出口转向促进贸易平衡，为中国进口企业争取更好的信用条件就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具体讲，就是利用“进口信用保险”等贸易信用工具，为中国企业争取公平的贸易条件，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平等地位，开创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本文作者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