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声中的中国企业民生

　　企业升级动力的缺失不仅仅表现在自主研发积极性上。罗中伟调研发现，在南方一些出口加工型的家族企业，早年已经积累了数以千万元的资产，在用工、原料成本激增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影响下，许多干脆关门大吉，反正钱赚得也不少了。

　　甚至一些大的企业在扩大生产方面也明显动力不足。比如广东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在长期供电紧张，开工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一直在犹豫是否投资配备发电设备。这些都是宏观调控的负面效果。机会多多，激情四射的创业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疲劳感日增。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追问，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那么现在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也必须追问，企业升级的动力在哪里？

　　如何走出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醒，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日益增加。这直接给我们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带来了现实困难。几乎每天都在变动的汇率正在吞噬着“接单”工业的利润。“一些OEM企业正在受到煎熬，接单积极性急剧下跌”，罗中伟感叹道。

　　面对严峻的形势，一些条件成熟的企业适时将视线转向内地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否则只能被无情淘汰。但对另外一些已经具有相当的技术和品牌积累的领袖级企业来说，似乎还有其他的选择。从产品走出国门，到企业走向世界，是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在去年“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适应“中国制造”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发展阶段，即由低端制造向世界级品牌跨越，进一步提出了要“完善和落实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这里所讲的企业应该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罗中伟认为，这些企业的国际化与带有明显国家意志的大型国企的走出国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企业竞争力的飞跃。

　　当然，在现阶段中国真正能走出去的企业还很少。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李志鹏博士后解释道，一个企业要走出去，除了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长远的战略眼光，还必须具备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

　　近年来，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其中既有华为的顽强开拓、联想的初尝胜果，当然也有TCL的折戟沉沙。而近日，海尔美国工厂向中国市场的“原装进口”，又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成功一例。一些行业的领袖级企业频频试水国际市场，也许正印证了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所说的，中国制造正处于由大到强的“临界点”。

　　大部制启动经济治理结构变革

　　一般情况下，越是高端的产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越高，中国企业要实现整体的提升，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经济治理结构。而今年以大部制为关键词的行政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作用令人期待。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制改革还没有脱离以往政府主导下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其结果也许跟服务型政府还有相当距离，从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安排来说，大部制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梁朋分析道，完善的政府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应该是“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社会组织应该是沟通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在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势下，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服务市场和企业作用的发挥。比如在对外贸易争端中，企业协会组织就可以为企业争取应得权利，并且规避政府角色易损害自由贸易规则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