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周刊》为什么要批评雅戈尔？

　　道理原来如此呀，雅戈尔之所以能够与高利润共舞，原来背后的原因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把握。那中国的所谓发展阶段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不就是利用中国发展不成熟，利用转型社会期间的机会来赚钱吗？这种游戏，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重复过多少次了？

　　远的如健力宝把握运动功能饮料机会，长虹把握彩电向大屏幕升级的机会，近的如顺驰把握房地产的机会，不都是靠机会成功的游戏？机会不是不可以抓，只不过是如何抓？

　　在这一点上，我建议雅戈尔好好研究一下GE。雅戈尔的三个平台完全可以从GE找到对应，纺织服装是传统行业，这相当于GE的家用电器业务，房地产相当于GE的能源业务，至于金融投资，那是GE最大的利润源。

　　但GE是如何增长的？全球的大部分公司做多元化都失败，凭什么GE能够成功？对比之下，可能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利润与风险永远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高利润永远对应着高风险，多元化本质上是一个能力问题。就象学外语，学多门外语就是多元化，专业化就是学一门外语。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学一门外语？道理很简单，学好多门外语，本质那是能力问题，不是机会问题！

　　《商业周刊》借摩根斯坦利一位专家的话，提醒过雅戈尔这样的公司：“不要高估中国投资者的成熟度，需要有人指出皇帝没穿衣服。”雅戈尔有没有穿衣服？抑或穿的是透视装？也许只有时间或者雅戈尔自己才能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