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纺织企业全线亏损 逼近生存底线 (图)

　　据中国·柯桥纺织指数显示，2008年3月出口景气指数为1006.00点，比上期下降22.82%，下降趋势明显。

　　“整个形势很不乐观，但没有大公司歇业。”这位副镇长说，一旦停业，不仅客户资源将全部流失，银行也将上门逼债，势必导致社会评价降低以及应收款无法到位、固定资产贬值等恶性循环。“好死不如赖活，就算订单少或者订单无利润，大企业之间相互调剂一下业务，总会维持一个正常运营的状态。”

　　然而目前形势下，绍兴纺织业的全线亏损，又能如何解困？

　　4月2日，上午11点半，东莞，厚街镇厚街大道西15号的“厚街劳务大市场”一楼招聘栏前。

　　小黎死盯着面前的鞋类企业招聘信息，希望从中找到个适合自己的机会。良久，他又一次失望了，转头对身旁的本报记者说，“现在(要在鞋企找个好工作)很难，很难”。

　　三天前，小黎刚刚从一家鞋企辞职。这位身材瘦小的小伙子来自贵州，四年前，他从佛山转战东莞，曾在制鞋厂做到车间组长。

　　半个小时后，小黎决定离开劳务市场，不打算再上二楼的面试室了。失落写在他的脸上，“今天是周三，以前，周三和周日，所有要招人的鞋企都会到场，但今天招聘信息比以前少了很多”。

　　“我现在对这一行感到很累，很恐怖，很害怕。”回忆在厚街的四年经历，小黎连用三个“很”来表达他的心情。四年来，小黎几乎每年都要换一个鞋企。

　　小黎的“惨痛”回忆，从一家名为“久昌”的鞋材厂开始。

　　“一进久昌，第一天就加班到凌晨12点，后来，连续三个月加班到凌晨1点，过年时还要变本加厉，常常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小黎说。

　　但即使如此辛苦，小黎第一个月才拿到八百多元钱，“没办法，我只得主动离开，没能得到任何补偿，还被克扣了工资”。小黎后来知道，在他离开之后，这间工厂为了赶货，曾经关门两个月不让员工进出。

　　此后，在一家名叫大洋鞋业的制鞋工厂，小黎升任“后段班长”。“那个河南老板娘叫红姐，一开始给我的承诺是月薪1350元，但是一个月下来只发了1100元。”

　　在转战了多家鞋企之后，小黎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这种情形表示，老板在准备逃跑了，我有这种预感。”小黎说。果然，不久就传出老板拖欠100多万元货款的消息，“后来，老板就将工厂转让给香港来的武小姐”。

　　小黎的“预感”来自他对老板资金链状况的判断。在他看来，这些老板的厂房一般是租来的，使用的都是廉价的旧机器，生产投入主要是人工。小黎说，“鞋厂在招聘我这样的班长时，首先关心的不是你的管理能力如何，而是你能带多少工人过来。”

　　“如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与老板承诺的不符，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老板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他总结说，“这些企业倒闭之前，一般都会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房租和原材料货款。”

　　新来的老板同样无法让小黎信任。“听说武小姐是拿自己的积蓄过来内地开厂的，你说实力能强到哪里去？”

　　果然，在武小姐接手两个月后，大洋鞋业倒闭了。“我在之前两个月就离开了，后来听同事讲，武小姐丢下工厂逃回香港了，员工工资未结，最后是劳动部门出面将工厂设备变卖给员工发工资，每人只拿到底薪一半的补偿。”

　　据了解，此前，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后，大多数老板选择连夜逃跑。当地政府对于这类“蒸发”企业的处置办法是，由相关部门对倒闭工厂的设备等财产进行变卖，首先补发员工工资，余下部分会考虑到供货商等债权人，但是一般都不可能拿到所欠的款项。

　　小黎曾工作过的一家名为“信昌”的鞋厂，由广东、湖南和湖北的三个老板合伙开设。最终，一个老板将股权转让，另一个老板卷着货款跑了，最后一个将设备变卖了。而前面提到的“久昌”，同样未能“长久昌盛”，“去年三月，这家工厂倒闭了，也是老板逃走了”。

　　“这些工厂最后的结局，都是在我离开后倒闭歇业。”小黎苦笑着说，但他仍自信于自己的预感，“我一般会在它倒闭前一两个月离开。”

　　小黎三天前辞职离开的是一家鞋业贸易公司，“我的下一个目标还是鞋贸企业，”小黎说，“我已经不想再进制鞋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