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灼痛中国出口企业

　　2004年“民工荒”在珠三角集中爆发，尤其以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造业等行业缺工最为严重，2006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达到200万人，“民工荒”的实质是“廉价民工荒”，为了留住工人，企业纷纷调高工资。目前看来，由于劳动者相对收入低，造成内部失衡，推动了外部失衡加重，形成恶性循环。内部需求不足，产品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为了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出口产品压低价格，只能在国内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内外失衡进一步加剧。

　　这种发展模式也将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降低劳工福利与保障水平，降低劳工权利，不仅有悖于以人为本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世界范围的进步浪潮，同时也被中国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制约。

　　出口困境带来工厂关闭和失业增加

　　在减顺差、人民币升值、下调退税、征收滑准税等政策的叠加效果挤压下，一些产品附加值比较高，产业链比较长的品牌企业面对调整承受力较强，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将被挤压掉。

　　山东淄博约有纺织品企业3000多家，目前大约30%左右的出口订单已转至周边国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预计有10万多人面临失业；

　　江苏江阴某镇600家纺织企业中，已有60多家关闭；

　　据上海美国商会近期调查，17%的企业会员打算将在华企业转至周边国家。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纺织企业陷入绝境，将危及1500万人的就业。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是不折不扣的民生产业，中国纺织业有2000多万工人，其中1300万是农民工，如果三分之二的企业有倒闭风险，对社会的稳定将会产生很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正处在较劲的关键时刻，而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外资企业纷纷向这些国家转移，逼使我们把经过多年努力打拼出来的市场份额拱手让出。

　　其他出口行业的形势也同样不容乐观。最近，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所对纺织、轻工、五矿化工等行业的进出口商会，以及浙江、江苏、广东、贵州等地企业的出口形势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次贷危机深化、世界经济下行大势持续，在这样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加之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原材料大幅涨价、出口退税率调整、新劳工法实施和利率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面临严重困难。与此同时，出口困境带来工厂关闭和失业增加问题正日益凸显。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应该加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举出理由是，美国私人消费占GDP的70%左右，而我国2006年居民最终消费只占GDP的39.2%。但这两种统计方法是不同的，不可比的。美国私人消费中，涉及物质产品的只占三分之一。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3077.3亿美元，占当年GDP(131947亿美元)的32.6%；而我国2007年的这一比重是36.2%，实际上是高于美国的。

　　由于出口只涉及物质产品。因此，扩大国内物质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并由此减缓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小。

　　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位，完整的产业体系造就了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但是，可能到来的产品转移潮让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5月初，一个由香港贸发局连同香港制衣同业协进会和香港鞋业总会组织的43家制造企业考察团奔赴越南和柬埔寨进行实地考察，目的是探讨将生产线移至越南和柬埔寨的可行性，舒缓在“珠三角”生产线的成本压力。

　　其实，在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很多制造业企业都在考虑迁离，而且个别的产业转移正在形成集约转移。

　　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处境不尽相同，对于以原材料为主要成本的产业，如珠宝、金属或其他贵金属等原材料多以美元结算，成本压力较小。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工资以人民币计算，人民币升值使成本和盈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工资上涨、加工贸易的政策变化更是雪上加霜，使制造成本飙升。

　　然而，我国中西部仍然有发展空间，为什么不能引导这些企业迁离的“集体行为”转向中西部发展，显然在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作为一个区域差别巨大和产业高度多元化的大国，中国决不应该忽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涉及到就业和民生。

　　对减少贸易顺差的反思

　　“减缓贸易顺差急速上升的势头，对于减少流动性过剩、缓和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摩擦是必要的，但政策控制需要适度，主要应通过扩大进口和海外投资来逐步解决，而不应通过牺牲出口来达到目的。”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处长盛宝富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表示。

　　贸易顺差只不过反映了国际间商品的流向。一部分国家为顺差，另一部分国家为逆差，全球范围内达到平衡，这是正常情况，并将长期存在。例如德国长期拥有巨额贸易顺差，2007年达到1988亿欧元(按现行汇率约合31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98亿欧元(约620亿美元)，顺差总额和净增额均超过中国，但世界上并没有指责德国顺差过大的声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日本对美国拥有巨额顺差，美国对其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减少顺差指标，被日本政府断然拒绝。日本政府认为贸易是企业的事，是市场力量使然。而日本除了汽车实行“自动控制”外，主要通过大规模投资美国，从而改变贸易格局，这一过程大约花了20年时间。

　　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认识贸易平衡的客观规律，看到全球化环境下我国所处产业链的特点，以及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不要为美国和欧盟的压力所动。同时尽量按市场力量予以引导，经过一段过程，逐步发生转变，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出口的直接干预。

　　鉴于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不能轻易下降。权威部门测算，我国出口年增率应不低于15%。

　　人民币在未来还有升值空间吗

　　目前，中国贸易最大的失衡是贸易顺差，而削减顺差过大的惟一的办法是控制出口增长和促进进口增长，顺差传统上使用两种手段，第一是控制产能，不仅是轻纺工业，重点还在重工业，如钢铁、机械、化工和工业原材料。这些产业庞大的过剩产能，促使净出口快速增长。过去四年来，国家一直在努力控制这些产能，但是成效不大。第二个解决方案是让人民币大幅升值。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进行了缓慢升值。“稳健”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本要求，“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曾多次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应保持稳定的状态。

　　然而，从200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开始不断大幅升值，似乎转变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

　　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如鬼影双魅，冲击着所有领域原有的价格平衡体系，为了控制流动性，央行频繁动用了利率、存款准备金、定向央票等几大利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努力下，流动性趋向紧缩，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紧缩国内流动性将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

　　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过热是因为内部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的，部分央行官员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和通胀是“输入型”的，是“双顺差”结果。加快人民币升值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办法。

　　然而，央行力图通过汇率加速快跑来减小通胀压力的战术受到了挑战。一季度的数据表明，尽管人民币达到了空前的升值速度，但是其对于CPI的缓解并不明显，反而使人民币的升值带来了更强劲的升值预期，刺激了热钱的流入，外需急剧下降，出口企业纷纷告急。

　　人民币继续快跑之后，我们需要冷静分析后果。人民币升值到一个什么水平最理想，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曾经有人说过：“如果在别人希望人民币升值时升值就是中了陷阱。”

　　2007年1月4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一直严格控制外汇的中国而言，人民币如此快速升值实属罕见。此前，中国企业在防范和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风险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