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效用显现 通胀压力需对症下药

　　于学军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局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于学军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用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为框架，对我国经济、金融、货币等问题进行长期的实证研究，在诸多刊物发表论文、调研报告约130篇，并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适时的风险提示和正确的窗口指导，提高了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报告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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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实体经济调研的基础上，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除了接受本期“首席观点”栏目采访时重点阐述的几个观点外，他亦强调：宏观调控应摈弃货币政策包治百病的传统思维，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之势。

　　于学军认为，在宏观调控中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本来是另一方面的重要措施，但至今却乏善可陈。其中主要原因是财政搭上了流动性过剩的“顺风车”，自2003年开始每年超常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已由上世纪90年代最低时约11%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这几年不仅过去捉襟见肘的中西部地区所谓“吃饭财政”已成为历史，而且政府机关的行政事业费、工资收入等普遍大幅增加；政府投资更是遍地开花，重点工程、城市改造等项目如火如荼。各级政府哪儿来那么多钱呢？第一是预算内收入在社会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超常增长，近几年基本上以2~3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迅猛增加，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更多由政府集中。第二是有相当部分的收入并未纳入各级财政的预算内，而是游离于预算作了各种花销。如果把这一部分统计在内，全国财政收入应当远远超过现在的5.1万亿元。各级政府出让土地收入到底有多少，占预算收入比重有多高？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数。第三是政府融资，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准确统计。而后两项出让土地收入也好，政府举债也好，基本上等于花了子孙后代的钱，即一代人占用了未来好几代人的资源。总之，流动性过剩为财政带来了一个巨大“红利”，也为政府融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前提条件，而各级政府则抢抓机遇，大力发挥。实际上，近几年的财政政策无论就其收支规模及占全社会比重，还是庞大的政府投资规模来看，均充当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

　　针对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于学军建议，当前宏观调控应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安定民心。假如CPI上涨8%，财政应拿出钱来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及低保户的保障性收入也相应补助8%，保证职工生活水平未下降，自然可减轻生活压力和消除社会不满情绪。(2)减税：包括降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1~2个百分点，比如目前增值税率为17%，减轻至15%或16%，这样一方面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其竞争活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出空间由其向所属职工进行物价补贴。(3)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建议由目前的1600元提高至3000元，这也等于是一项变相补贴收入。(4)大幅减少财政固定资产直接投资，改善财政支出结构。(5)征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其成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性有效来源。(6)采取如此财政政策措施之后，减少部分财政收入并可能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若全国财政收支仍可保持大体平衡，将不存在任何问题；若出现收支不平衡也不可怕，用增发国债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强调发挥财政政策关键作用的同时，于学军针对货币政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1)改进调控方式，有效控制信贷总量。比如，采用存贷比控制信贷总规模的方法。目前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比最高设限为75%，如果在特殊时期需要紧缩银根，就可以降低存贷比成数，如降为70%；如果仍嫌太松，还可进一步降低，比如65%，等等。除了总量存贷比之外，还可以对增量存贷比进行调控，即新增存款的放贷比例，这更是一个灵活的调节手段，弹性更大。(2)慎重提高利率。(3)多用增发央票收缩流动性。(4)在外汇市场上由社会资金直接对冲外汇资金，以减少外汇储备增加额，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