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外贸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980年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例是1∶1.5；后来为了鼓励出口，人民币一路贬值，贬得最凶的时候，1993年底黑市已超过1∶10，一美元可兑11元。1994年汇率并轨后变为1∶8.7，随后就逐渐进入升值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个进程，变成固定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开始，开始有了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人民币开始逐渐升了十几个点。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际竞争力快速提高的结果。

《21世纪》：你经常调研一些外贸企业，目前出口形势堪忧，对企业而言，问题到底有哪些？

隆国强：我认为有多重因素。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我去调研时，有人形象比喻是“七匹狼”。

一是原材料的涨价。从全球初级产品涨价逐渐传递到国内出口加工企业最末端，一些企业难以消化。如铜的涨价，温州做打火机的，原来有好几百家，现在只有几十家了。现在做打火机的铜从原来的15000元/吨到现在的60000元/吨。打火机是低档产品，就转嫁不出去。

二是劳动成本的上涨，因为新的劳动合同法，一些中小企业因此增加了20%~30%的成本。

三是融资问题，宏观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利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加之信贷规模的控制，银行就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导致很多搞出口的中小企业融不来钱。

四是政策的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加工贸易保证金的实算、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征出口税等一系列的政策都对出口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五是人民币加速升值，上半年我们上涨了百分之五点九几。

六是外需下滑等。

出口行业处于内外交困状态，更多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原先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出台这一系列调整政策(差别调整)，着点于使出口慢一些，促进出口的结构转型升级，会更好。但产业升级绝不是靠动员、号召起来的，一定是靠市场动力推动的。

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出口面对太多困难的时候，就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威胁到整个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率快速回落。

从需求角度看，去年贡献了2.7个百分点。今年如果贸易顺差减少了，2.7个百分点就没了；加上内需投资在回落，下半年增长率就会更低。经济增长可能面临过快回落的风险。

调高出口退税率只是一个信号

《21世纪》：7月31日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上调了2个百分点，这是不是外贸政策要调整？

隆国强：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对出口政策在发生着一些改变。国家非常重视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因此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出口的过快回落

调整出口退税率，有利于防止出口的过快下滑，也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目前真实的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出现一些天灾因素管不了，只有减少人为造成的损失。比如缓解企业压力，出口退税是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措施。

《21世纪》：宏观政策也需要一点改变吗？

隆国强：去年是这一轮经济周期增长率的最高点，今年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下半年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到底是保增长还是治通胀？

从中央角度来说，从去年底的“两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成全面通胀)，到今年“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把通胀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说明形势在变化。

今年CPI控制目标是4.8%。但从去年10月到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物价实际涨幅比较高。所以也不可能拘泥于4.8%这个目标。因为过多的紧缩，会让经济实体受到更多的伤害。因此，需要在几个宏观目标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不要回落太多；物价也不要涨得太多，老百姓还能承受。

在新的目标情况下，下半年整个宏观政策的导向：既能维持较高的增长，又能让通货膨胀不至于继续上涨。会采取一些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整个基调不会改变，但会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特别是涉及到就业、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会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

《21世纪》：在具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你有何建议？

隆国强：一些结构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尝试，如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对创新的支持、出口退税、减免一些税收、提高个税起征点。

在面临通胀的时候，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在这一轮通胀里受到的伤害还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一轮主要是食品涨价。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50%~60%，食品价格翻一番，所有的钱在这个时点上都用来吃饭了。

要稳定农业生产。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粮食出口国包括泰国这样的传统出口国，率先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这对粮食出口贸易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轮博弈之后，对于进口国来说，全球的粮食贸易的“自由化”在这一轮政策之下可能会受到长期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