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在时尚流转中重生

　　求助“中国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国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无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发布。以米白、黄褐、墨灰和湛蓝为主色调，以回收材质和棉麻丝毛为原料，呈现接近自然的质朴状态，模特在发布上还表演了贵州的纺线术、蒙古族的漂染术，实验意味浓厚。此前这个系列已经入选“国际年度设计大奖”候选人名单，并于2月到4月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进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国际设计大奖”，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事后，马可写了篇文章阐述创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源于生活而非出自名家大师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过分刺激的感官恢复到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马斯也仰慕中国文化，她说:“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名声，却可以效仿日本，从廉价劳动力提供方和产品制造国做起，以具有东方特色的、高品质的工艺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国设计”虽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但一旦流传便有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个性。从夏姿·陈入主上海滩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走进国际视野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元素”也因其朴素与经典再度引发关注，只不过它的起源是小众而隐秘的，由一群无所忌惮的年轻人引领。

　　老金就是一个。清晨6点，他就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鬼市”里溜达，市场全名叫“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因为整修，摊贩就在工地边上的瓦砾堆里摆摊。塑料布铺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门。站起身回头望过去，能看见城里的高楼大厦，不远处是等待拆迁的乡村。这集市有一种“暂时性”，岁月泛起许多零碎的物什，它们被淘汰、被抛弃，又被汇集到地摊上。流连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们把这里叫做“劳动人民大市场”。老金颇有斩获:两台老式手摇电话机、一台带显示屏的旧监视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笔记本、一台烟台永康钟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式座钟，统共不到1000元。他试图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撑得变了形。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辆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国设计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艺术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条，汽车仅在英国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车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卖，价钱过了万元。但在老金看来，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业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旧物件又都是中国当代设计的精华，它们蕴涵着一脉相承的纯粹审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归本原的趣味和质朴光泽。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经纳入了时尚流转，而另一些是躺在“劳动人民大市场”里的“破烂”，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轻人跑到这里，发掘它们身上的历史特色和“中国元素”。

　　中国有一个工业设计黄金期？

　　老金，名鹏远，网名“痛楚”，花了3年时间来收集中国老设计，数量以千计，悉数存于东四八条59-1号院中。老金考证，这爿院落是一军阀姨太的偏房，这说法很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城市里，有什么东西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他还印了本画册来展示收藏:“双喜”电风扇用1968年的《人民日报》包住，转动起来报纸烂得粉碎;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图片边上有把“中国制造”铁皮玩具手枪;映照列侬与大野洋子裸体的是“红梅”报喜大圆镜;“海鸥”闹钟调到4点零8分，旁边就可以抄写那首著名的诗了。还有安迪·沃霍尔、伍迪·艾伦、库布里克等一大堆，暧昧不清，非常混杂。画册开篇写道:“1968年，马丁·马吉拉穿着破旧的白衣穿梭欧洲，主席夫人授意研制媲美莱卡相机的‘红旗20’，竹制暖水壶取代铁皮暖壶出现在工人阶级手里。”老金说:“20世纪60?80年代，是中国工业设计的黄金期。”他挑东西的重要标准就是设计，“旧铁皮玩具的配色，明朗又搭配得极具波普感，那种蓝，多正，就像上小学时体育老师穿的翻领大秋衣”。“一只闹钟它就是闹钟，不会为了哗众取宠改变形状，可指针上的数字又没一个重样儿的。”然而，老金并没能详细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工业设计，他只是喜欢那个曾经风起云涌的世界，想把某种激荡的情怀和落满尘土的物件一起保留。

　　把老金的画册拿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主任杭间教授看，教授则拿出另一本画册——《Phaidon Design Classics》。在这本汇集999件工业设计经典的图册里，可以看到永久自行车的原型“Singer Model 15K”，实际源于1894年的美国;红旗轿车的原形“Checker Marathon Cab”，出品于1922年的美国切克汽车公司;老式手摇电话机，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工业设计师亨利·德赖弗斯（Henry Dreyfuss）奠定雏形，取名为“Model 300 telephone”……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工业设计的基础。999件中只有一件来自中国，排第一——一把铜剪刀。

　　杭间教授研究美学设计史论，对中国的工业设计史却只梳理到明代为止。他说:“近代设计史大约从‘洋务运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都是外国的东西。生活审美零星可以在《良友》画报或者《林家铺子》、《春蚕》这类戏剧中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媲美巴黎，但农村依旧自给自足，都市的生活用品则依赖洋货。”杭间教授认为，所有设计都建立在工业化程度之上，“建国以后，我们的自主设计土壤一直很贫瘠，一切归于统一，实用占据主导，审美退居其后，外国工业设计中的经典被大量借鉴、生产。所谓‘设计’并不被提倡，它被分裂在重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两个领域中。”

　　杭间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王丽丹正以“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体制”为课题做研究，在她看来，主席夫人指导工业设计一说只是玩笑，她说:“毛选第五卷《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篇，提出了建立工艺美术学校（工艺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想法。在国家支持下，照搬苏联的合作社模式，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工产艺销学’这一体制脉络。当时的管理机构是手工业管理局，由于手工业是艺术与工业的结合，所以在管理归属上存在矛盾:作为艺术，应划归文化部管理;作为工业，则属于二轻工业部管理。最后工艺美术划归二轻工业部管理，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管理。所以一方面导致了手艺人的尴尬，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而无力施展。”

　　这种计划经济下的生产，首先传达的并不是审美趣味，而是一种朴素的生活观念。王丽丹还有小时候关于粮票的记忆，手头的钱有限，购买力得不到满足，买东西基本顾不上品牌、质量、款式。那个时代，人们奉行一种“大国民”的普世价值观，共产主义是平等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大，生活在一种祥和朴素的“民风”中。这也是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大家都不希望与众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目标一致，最常见的服装颜色就是灰蓝和军绿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费正清有对建国初期国民性的分析:国民的生活诉求朴素。日常生活用品恰恰印证了工艺美术大会提出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口号。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与文化成就展”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展览，展会上的一款奢侈品是“友谊牌”14K玫瑰金手表，尽管表盘上是中文标示，但它的生产厂家是莫斯科第一手表厂。这一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我国有6亿人民这样的大市场，手表工业大有作为，希望上海能生产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国产手表的研制与生产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窥其门径的入口就在上海长乐路378号，这里离独立设计师小店聚集的区域已经有点远了，周围大都是卖古董和古家具的店面。老手表只占了店里的一个小柜台，更多的是瓷器花瓶、根雕茶桌、老式座钟之类。店主容先生坐在桌子后面摆弄电脑，有顾客问:“您收了这么多老手表，一定很喜欢吧?”他抬头白了一眼，“我可不喜欢，我就喜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