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在时尚流转中重生

　　香港地区的手表收藏者Joel Chan承认，他的700多块中国老手表大多来自上海这家小店。1956年生产的“和平”和“东方红”原型表，都直接模仿瑞士手表而来，是如今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藏品。上海手表厂1958年出产的A581型手表，是中国大规模手表生产的标志性产品，直到1967年停产，共生产数百万只，如今在上海的古董店里，100块钱一只。1963年开始生产的A623型，当时一般大众难得一见，只供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使用。周总理一直佩戴的就是A623，那块手表如今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A623还曾发布一个特别纪念款。国产手表的投资价值并不很大，这些老手表的价格大多在1000到2000元之间，众多入门级的收藏者承认，收藏20世纪60年代的国产表，并不在炒作或投资，而是要把那段岁月铭记在心。一位收藏者这样说:“上海A581型手表在性能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是我国仿制瑞士的机芯几乎全盘照抄照搬加工出来的。这种仿制表面上看还没有自主设计能力，但是却是一个国家冶金、机械制造和精密加工技术水平的重要反映。手表虽小，却可由此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略窥一斑。”

　　只有专业性的书籍中才会寥寥记上几笔，当年大光明钟厂的曲元德师傅，怎么设计了一架小铣床，并自制铣刀；中国钟厂的阮顺发师傅怎么完成主夹板的试制任务。在老金看来，甭管从哪儿来，这些旧设计打着中国的烙印，隐含着旧日时光，他也了解一些设计仿制自国外，但工艺已经与国外的水平相当。那时的工匠被埋没在集体创作和大生产中，缺乏商业推手，不搞时尚偶像这一套，也没有国民争相购买的喧嚣，反倒淡泊地施展绝技，即使最微小的部分也竭尽全力。与当今被那些经世致用的家伙主导的消费怪圈不同，他们饱含热爱地将活儿做到极致，产品仿佛被倾注了“人性的因素”。老金谈起在天桥偶遇的一位老师傅，原本在国营老收录机厂做工，退休后开个维修门店，手艺精湛又与时俱进，对各类iPod了然于胸。可他晚年仅有的财产就是那间破旧的小铺和一屋子收录机，那里的感觉，“像极了香奈儿的老手工作坊”。去年老金到巴黎参观的正是被香奈儿收购的Desrues纽扣坊，那里幽静而凌乱，周遭放着有年头的破旧柜子，一群家庭妇女模样的工匠坐在工作台旁，她们看上去跟时尚毫无关联，全心投入于手里的那颗珠子，仿佛一生唯一重要的事儿就是将它们打磨精美，“脸上专注的表情就跟天桥老师傅一模一样”。

　　豆瓣网的“经典国货”小组里则聚集着另外5000多名年轻人，他们收集且使用的物品名单非常长:梅花牌运动服，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永久自行车，凤凰自行车，回力胶鞋，飞跃胶鞋，双星运动鞋，万紫千红润肤脂，郁美净，蜂花洗发精，健力宝，大白兔奶糖，小白兔儿童牙膏……它还能继续。组长贾维（豆豆维）去年建立了这个小组，人数一个月内超过1000人。贾维说这批人以“80后”为主，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全面接触外来文化，“心态非常健康”，在迷恋“经典国货”的初始大都受到本土摇滚歌手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裤子”乐队。

　　只消看一眼，便难以忘怀那张《龙虎人丹》中的造型:“新裤子”乐队的两个主唱都穿得好似李小龙，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街头，伴随一台老得不像样的录音机跳舞，与其说跳舞不如说是搞怪。彭磊内省而腼腆，庞宽则比较硬朗、锐气，他们的造型是皮夹克、破球鞋和瘦版牛仔裤，“我们不喜欢奢侈品，不喜欢跟风。我们的审美其实就一个字——‘紧’，判断衣服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紧，穿的时候穿不进去、特费劲，那就是好，就买”。唯一喜爱的品牌是Vivian Westwood，副牌SEX在上海开业后，很少买衣服的彭磊拿下一件“飞车篓”，等SEX经营不下去了准备关门，他发现“飞车篓”只卖出他那一件，其他码号正狂折甩卖。“新裤子”的造型可谓常年不变，却总被誉为圈内最“潮”。今年3月，两人买了两条梅花牌运动裤，不经意间使“梅花”成了乐队圈的新宠。“那时候设计很直接，传达的视觉感受很主观，能够吸引你，直接给你带来一个刺激，挺有标志性、挺有力量的东西，跟我们的音乐想表达的一样，一下把你带到那个年代。”

　　不仅是“民族情绪”

　　20世纪70年代，保罗·布卢姆伯格就曾经这样判断:“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所设置的时尚标准，并不比那些失去地位的、反阶级的年轻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设置得多。长头发，头饰圈，珠子项链，染色的衣服、背心，混杂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其他反主流文化装束的随身用具，不但嘲弄了既有阶级的物质地位符号，而且成功散布到了敌对的阵营——在纽约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当蓝色的斜纹粗棉布工作衬衫正在纽约的百货公司销售之时，当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当选为世界上穿着最考究的男人之时，认为时尚风格是在上层社会建立以后才逐渐向下散布的理论，显然出了毛病。”

　　“经典国货”小组首次聚会选在北京一家摇滚音乐酒吧，口号为“伪时尚和假高端充斥的年代，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迅速蹿红？国货小伙和古着大妞们简洁朴素有灵魂，纯真可爱又犯二，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言人”。到场200多人，满眼最多的是回力鞋。贾维说，这些年轻人并没什么“民族情绪”，喜欢“经典国货”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混杂了怀旧、对经典设计恒久魅力的尊敬，以及对大众化时尚的厌倦。那感觉有点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听崔健，有回忆旧时光的成分，更多还是喜爱他的音乐，并赞赏他对抗平庸主流音乐的姿态。而大品牌集团的营销手段使人厌倦的同时，也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论”，利用“经典国货”元素的独立设计师应运而生。

　　中国第一家以此为主题的实体店就开在上海的延安路上，临近一家幼儿园，鱼贯而出的小孩会被店门口的“葫芦娃”涂鸦吸引，却并不多停留，镶嵌在墙上的老电视机上方悬挂着店名:“能猫商店”。正对门的位置是一张玻璃柜台，存放着橡皮泥、铅笔盒、飞行棋等一干老玩具，两侧挂满仿梅花运动服、海魂衫、女排T恤、“恐龙特急克塞号”卡车司机网眼帽等。几个购物纸袋作为店铺陈列的一部分立在货品上方，正是牛皮纸档案袋改制而成。一身国货打扮、戴着“喜”字耳钉的店主喜喜从一只铁皮铅笔盒里掏出张名片:“我做的是一个概念体验店，并不是卖某种产品，更多是体验和回忆。进店的那一刻就能感受那些失去的东西，打一打老式采蘑菇红白游戏机，玩一玩‘不倒翁’和弹力球，再看到一只橡皮擦，便能想起上课时与同桌的追闹。”店面从去年底开起来，一部分老玩具来自喜喜几年来的淘货，他一指柜台里的旧文具:“前几年我在七浦路淘的，一家卖杂货的老铺子，柜台里黑黢黢地存了这些玩意儿，店主是位80多岁的老奶奶，从她的奶奶那辈就守着这家店。老文具还按旧时的价钱卖，1.5元，我全部拿下。”服装类产品则全部由喜喜自己设计生产，大都是在T恤或帽子上印花。为了推广能猫商店的产品，喜喜想拍一组服装大片，找了一个专业的女模特儿，又想干脆找一个非专业男模，搭在一起，视觉反差。他找到了石荣友师傅，是摄影公司做道具的木工，石师傅很乐意，喜喜让他更呈现本来的面貌，穿着黑浆的裤子，结果拍照那天，石师傅打扮得不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来了。喜喜开始调整模特儿的状态，他想表现那种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表现那种与蝇营狗苟、患得患失针锋相对的态度。他相信，朴素的国货中蕴含着一种美学风范，经过重新设计，可以用来对抗太多太快的时尚。

　　但在“经典国货”小组中，始终悬挂着“致能猫商店的一封信”，大意是抱怨质次价高。喜喜说:“我的目标顾客并不是图便宜的爱国货青年，而是瞄准高端市场，外国游客或高级白领，我的创意、挑选的过程、带来的体验，都该获得尊重。”能猫商店未来规划设计限量版的皮质背包与球鞋，力求精美，价钱也不菲。贾维说，起因本是区区小事，只是希望借此提醒“不要太快速、太简单地消费‘经典国货’，它们之所以有恒久魅力，正因为是好东西，有高品质，取一时之巧只会伤害这番美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