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鞋革中小企业路在何方？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温州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温州经济本身的一些痼疾开始暴露出来。

　　温州属于典型的区域性“块状经济”，在一定区域内，集中生产同类产品或系列产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这虽然给温州带来了“中国皮都”、“中国锁都”、“中国电器城”等美誉，但产品趋同、经营模式趋同，依靠压低成本打价格战也就在所难免。而且多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利润率薄，科技含量低。据统计，温州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8%，像一些眼镜厂，一副眼镜卖十几块钱，利润仅为几角甚至几分。今年能源、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小企业。

　　另一方面，政府“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使得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处于劣势。在今年银根抽紧的形势下，融资困难更是成为压死很多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具体放贷对象并不强制，但从上半年各商业银行放贷情况来看，小企业信贷增速明显低于其他类信贷业务。

　　“中小企业借不到钱并不是银行没有钱，而是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缺乏‘信任’。”周德文分析说。有些中小企业法律观念淡薄，合同一签，对我有利，就执行，对我不利，则弃如废纸，逃债现象严重。这使得商业银行一般都不倾向于把钱贷给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家底薄、还贷能力差、贷款风险大，而中小企业又缺乏大企业所拥有的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的手段，只得转向“地下钱庄”等民间资本，财务成本大大增加。正如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所说：“信贷紧缩是宏观政策，它对不同类型微观企业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经营体制。”

　　有分析认为，温州七成以上的企业成长潜力较弱，人才缺乏是症结之一。温州的中小企业大多由家族作坊起步，逐渐做大后仍沿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的中小企业主大都文化程度较低，没有经过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培训，而家族企业的“排异”性使得中小企业对外来人才“天生”排斥。

　　小额贷款之惑

　　7月14日，浙江在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消息一出，有关此举是否能收编民间资本的讨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与媒体显现出的巨大热情相反，一些当事人显得出奇地冷静，甚至有些失望。

　　“我已经不准备申报了！门槛太高！”一家曾建言政府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企老总有些忿忿地说。按照《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不仅要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要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说白了，就是产值和纳税都居前列的制造型企业。不仅如此，从上到下，准入条件层层“加码”，从注册资金到年利润率、增长率、负债率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很多中小企业望而生畏。

　　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只有一个名额，省里对温州特别照顾，多加了5个名额，但总共16张入场券仍难掩“僧多粥少”的局面。“政治攀比色彩太浓了，不申报好像就不是‘骨干’企业似的。”周德文有些无奈地说。继正泰、德力西等龙头老大涉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不少当地民企纷纷知难而退。

　　更重要的是，这将民间借贷的主体——从事担保、典当等的“民间金融人士”挡在了门外。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民间金融非常活跃。“所谓‘民间金融’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不受法律保护。但它伴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一直作为正规银行的一种补充而客观存在。”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金融的正面意义不容抹杀，而小额贷款公司收编民间资本最大的障碍是“主体的游离”，真正从事民间金融的人反而投报无门。

　　“要使民间资本从地下走到地上，长远来看，还是允许组建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商人银行等民间银行；加大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据周德文了解，村镇银行在长兴等地已有试点，对其前景他非常乐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建言，应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设立和自由经营。浙江政府明确表示，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也是很多企业对小额贷款公司跃跃欲试的原因，据了解，一些担保、典当公司采取与民营骨干企业“捆绑”申报的方式，以民营企业为主发起人，力求分得一杯羹。另一方面，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希望以此为跳板进军金融领域，将目光由实业投资转向资本投资，拓宽发展空间。有人说，温州人现在不“炒房”、“炒煤”，而是“炒钱”了。

　　9月，温州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宣告成立。虽然带着诸多疑问，但这毕竟是民间资本走出地下的一次有益试水。通过合法的渠道，赚合法的钱，是很多民间资本的愿望，小额贷款公司或是其摆脱身份危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