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机构面临危机 经济模式遭遇挑战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问题，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现在这么多的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那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要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没办法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代价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我认为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21世纪》：日前，央行6年来首度下调贷款利率，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您认为央行为何动用这两个政策工具？这一举措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如何？

　　王自力：我国主动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降低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系列“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组合拳开始出击，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已经从控制通胀转移至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上来。现阶段，就我国的基本面而言，宏观经济仍应继续以保持平稳增长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67%。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资源、环境、社会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中国经济也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

　　陈志武：央行的宏观调控的举措，总体上是很正确的。因为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一年来利率一直往上调。但是，现在油价已经下降了40%，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对于6月份、7月份最高点来说，也都下降了很多。随着这一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越来越强，大宗商品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得到缓解。现在看来，通货膨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不再会是首要问题。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民间消费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未来一两年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因为这些负面影响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刺激经济增长是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央行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预防性的举措，非常正确及时。

　　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方面也应该有调整，应该给企业减税，给中低等收入的居民和城乡居民减税，以财政手段刺激消费的增长。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让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通过需求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

　　王建：这两项政策还属于微调，只是开始认识到了问题，有了“保增长”的意识，这和以前的判断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我认为，政府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应该采取比较强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比如说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应该只面向中小银行，而应该面向所有银行，或者尽可能地放松贷款，明确地提出增加货币供给量。8月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已下降到16%，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全年的货币供应量应该增长20%-22%。现在的政策力度还是小了，但是做总比不做强。

　　现在实体经济很不好，由于受到出口下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速度连续下滑，新的投资没有增加。由于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消费需求又上不去，现在又到了产能释放高峰期，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外需没有了，内需又打不开，这些实际上都在压制中国物质产业的增长，使物质产业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滞胀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误判：一是认为通胀是短期的，可以用牺牲一点增长的代价把通胀压下来；二是当经济已经开始下滑，进入低增长、高通胀格局时，还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还在双防——防过热、防通胀。这两大误判导致我们的货币过度紧缩，不仅使股市、地产受到大的影响，更使得本来还能够以较快速度增长的经济过早地下滑。所以，现在地产、股市应该救，但我希望往后放一放，先考虑把投资、出口和工业生产拉起来，不要让它们继续往下掉了，物质产业的增长保住了，才有资产价格坚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