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外资制造业发展受阻 皮革制鞋业迁移

　　因为在户籍管理方面不归中国大陆管理，外商一走了之，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们这一走，当地政府部门可就有得苦吃了。

　　据了解，现在在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为集中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现在都多了一件事：瞪大眼睛“盯”紧外资企业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悄然离去，留下一个烂摊子。

　　在苏北某镇，几位领导就担心地对记者说道：“我们辖区内有几十家劳动密集型的港台资企业。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他们撂挑子走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该镇一位姓许的宣传干事告诉记者，就在年初，就有一家港资企业不告而别，该公司拖欠员工工资40多万元，还有厂房租金180多万元，几家原材料供货商300多万元。镇领导怕事情闹大了影响自己的前途，只好忍痛从本来就不富裕的镇财政里拨款处理后事。为此，该镇除了下发了《关于积极应对处理非正常撤资外资企业的紧急通知》外，还召集工商、税务、经发、劳保、工会等部门和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确定防范措施，对辖区外资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摸底排查，尤其对投资额在30万美元以下、高负债、租赁厂房、近半年没有进出口实绩、个人投资以及从事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内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

　　招商拐点

　　一个现象是，在外资中小型制造企业撤离的时候，一些服务性、消费性的外资企业正加大进入长三角的步伐。

　　有关专家指出，其实，部分外企的撤离只是中国外资版图上的一种局部或者暂时的异动，所折射出的恰恰是中国引资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和国外资本在中国可能加速优化的乐观预期。

　　“外资撤离并非呈现全局性，而是结构性的。”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向记者表示，低端外资企业的撤离于我国整体引进外资、提升使用外资质量并无大碍，从另一种角度看，恰是合理的淘汰，更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

　　刘志彪说，外资撤离，像人民币升值、环保审查收紧、出口低迷、土地和人工成本提高等是重要诱因，但除此之外，还必须了解一下的政府的政策大背景。

　　资本短缺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为筹码吸引外资，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可能是外资的“拐点”——中国利用外资实现从“量”到“质”的转折年，地方政府也将被迫加快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的步伐。这也是中央所乐见的。

　　据了解，从1979年到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但在过去，外资进入多选择花钱、置地、独资或合资合作建工厂的“绿地投资”模式。

　　“今年外资可能再重新洗牌。”金伯生说，仅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模式发展的“绿地投资”可能撤退，绿地投资将更少了，但其它类型的投资，比如服务业方面会持续并加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确实，我们应该客观的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这就更加需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优待劳工，《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是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少数外资企业的撤退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这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选取的次优选择。”

　　对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可能的变化，张燕生说，从国家政策来讲，越来越倾向于创造一个对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两税合一，优惠政策逐步的取消，都有力地规范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中央也在一步步的从土地管理方面进行纠正，促使各地政府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转变。

　　前往江苏南京进行调研的中信证券分析师陈济军则对记者表示，江苏当地政府并不担心外企撤离的动向，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当地的产业升级。“这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离恰恰腾出了空间，为当地承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