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减员”：结构调整搭上了金融风暴的车

    三驾马车并非齐驱

    与出口导向相媲美的拉动经济马车，在中国显然非固定投资莫属。

    以东莞为例，要提供几万家中外企业所需要的厂房，容纳数倍于当地人的外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迫在眉睫。

    当资本和市场相遇，空前规模的固定投资开始风生水起。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23%，而从1997年到2003年间，每年只涨了8.4%。

    以房地产为例，1997年至2006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幅超过20%，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并带动了银行、土地、钢铁、水泥、建材、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发展。随之增收的，不仅仅是当地财政，还有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收入增加之后的人们，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的市场因此日渐扩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追随其后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有人发现，房地产不仅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价值可观的投资手段。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催生了房价泡沫。以湖北武汉这个二级城市为例，从2005年到2008年，该市房价上涨了近一倍。

    这是一个疯狂的产业，卷进去的不仅有投资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财政收入，他们发现这似乎还可以兑换成政治资本——政绩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疯狂的代价就是，产能过剩，地方投资重复并严重浪费。

    出口和投资，就这样成就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则多年持续低迷。

    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财富并没有很快地上升。

    这导致了中国内需的长期低迷。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一方面，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已经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这使得很多老百姓对未来难以把握，从而不得不放弃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需求，把钱存起来以备不虞之需。

    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

    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为维持生产，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而回流的劳动力，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被认为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而来自印度、东南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制造业成本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最大的成本优势遭受阻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外向型出口战略调整的指标是出口退税率。

    2005年，中国税务总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对于中国经济的致命影响，2008年8月1日，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将再次上调。这无疑也显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