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亿元注资资金 帮助华联三鑫度过危机
华联三鑫成立后,股权比例为:华联控股51%,展望集团24.5%,加伯利集团24.5%。公司董事长由华联发展集团董事长董炳根出任,唐利民出任总裁,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至此,华联三鑫成为我国第一家有民营资本介入的大型石化企业,成为典型的“国控民营”。
担任总裁的唐利民,也开始了大规模的PTA生产线扩建之路。2005年3月,华联三鑫一期年产60万吨的PTA生产线完工并投入生产,成为当时世界上单线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工期最短的PTA项目。由于市场需求量巨大,华联三鑫的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于是2005年12月,华联三鑫再次增资3亿元上马第二期PTA生产线。
在唐利民看来,产品赢利高峰期就要进行不断扩张经营,他甚至要求把产能开到120%、130%,目的在于在产品市场最旺盛的时候发挥设备最大力量,快速收回投资。
C.华联败走期货投机
对华联三鑫的最后陷入困境,外界主要的猜测是:高层投资期货,亏了太多的钱。但事实上,早在期货亏损之前,华联三鑫就已经遭遇了成本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剪刀差”,陷入负利润的尴尬,而期货投资的亏损不过是后来诉求转机的又一个“败笔”而已。
与石油的极大相关性,注定PTA项目存在着巨大风险。问题是,这个风险,当时并不被唐利民看在眼里。
PTA生产的主要原料是PX(对二甲苯),据了解,PX占华联三鑫经营成本的85%以上。由于PX与原油有着极强的关联性,随着原油价格(美原油01CONF)从今年1月24日的84.59美元持续上升至最高的146.68美元,PX价格从年初的1100元/吨涨至1660元/吨,企业经营负担大大加重。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华联三鑫”累计生产PTA产品39.2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9.6亿元、利润达到2亿元,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
“以公司目前产能计算,该原料的年均需求量在180万吨以上,现有PX价格水平下每上涨1个百分点,净利润将下降2988万元。”在记者拿到的一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的上报信息材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不难推断,仅由于PX价格的上涨,就造成华联三鑫净利润下滑将近15亿元。
随着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燃料油也在国内市场价格一路走高,再算上辅料价格及物流成本的上涨因素,初步估计,今年以来仅仅由于成本因素造成华联三鑫净利润下滑将在20亿元左右。
华联三鑫不可避免地遭遇成本价格上涨和销售价格增长缓慢的“剪刀差”,生产经营的整体外部环境严峻。
但是,正是在期货市场的危险舞步,最终将华联三鑫推入巨亏的泥沼。按之前报道说法,华联三鑫正是在今年7月间,逆市做多PTA期货0809合约的主力。但此后PTA价格并未如其所愿上涨,华联三鑫被迫接下巨量期货实盘,被套资金多达十几亿元。
D.远东摸着石头过河
到今年9月底,三鑫石化资产负债率95.6%,亏损11.66亿元,不重组可能破产,因此公司不得不在今年9月底开始暂停生产,并磋商资产重组事宜。
巨额的负债,曾经让实力强大的三大股东也束手无策。是谁,最终能够力挽狂澜,在最短的时间内促成了这起重组的成功?政府,银行,还是远东化纤?
在第一时间成立了重组工作小组,联合各个部门的力量着力促成这次重组成功,在这场重组中,绍兴县政府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不仅如此,停产后的华联三鑫近700名员工的工资,最终也是先由绍兴县来发放,“700名员工的工资问题,已经让华联三鑫的倒闭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绍兴县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也是政府介入、并且力促重组成功的主要原因。
最后,是绍兴本土企业远东化纤脱颖而出。资料显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同样位于绍兴县,在产业链上处于华联三鑫的下游。业内人士称,远东化纤净资产达50亿元,企业管理较为规范,因此不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由于能够自身就能消化华联三鑫的部分产能,因此华联三鑫的抗风险能力将会有所增强。
通过缩减产能、稳健复产后的华联三鑫,能否在远东化纤的经营下,再续曾经的辉煌?外界的关注目光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也让原本低调的远东化纤,显得更为低调做事。“整体上,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远东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步步谨慎。”绍兴县政府相关人士指出。
告别
“野蛮成长”
这一季,在中国纺织之乡——绍兴县,两家在行业内有相当影响的规模企业——华联三鑫、江龙印染,先后遇到困难,一家已经成功重组重新开工,另一家也正在积极地进行重组。在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时,有些企业出现困难其实是正常的市场现象。除了政府、银行要主动有为,与企业共渡难关外,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中小企业主们面对经营危局,更应拿出勇气正视困难,坚定发展信心,推动转型升级。
去年年底,“地产思想家”冯仑出版了自创业以来的“心灵史”——《野蛮成长》。他把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浓缩为“野蛮”二字。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正是从不完善慢慢发展到了现在。而从蛮荒境地生长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很多都带有“野蛮”的痕迹,比如粗放经营、盲目扩张。比较30年前的中国,现在,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生长还能继续“野蛮”吗?通过绍兴、义乌这几个企业沉浮的例子,相信大家已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