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鞋看民营经济三十年
一边是实践领域的不断突破、创新与挑战,一边是理论和观念领域一刻都未曾停止的争论与激辩。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一旦小部分人突然间真的先富了起来,过上了貌似“资本家”般的生活,人们传统观念上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很快,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传来。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与此同时,私营经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温州,自然不能幸免。“八大王”一下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案件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
1983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由小作坊发展到了雇工100多人的“大工厂”。当时社会上正存在着“雇工7人以上即为剥削”的争论。很快,“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1983年芜湖市工商局没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
年幼的民营经济才刚刚开始发育,便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此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步伐明显放慢下来。人们的胆子小了,步子也放不开了。尤其是作为急先锋的温州一带,一时间,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八大王事件”后的整整两年多里,当地的民营经济都没能再恢复之前的生机与活力。
直到198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指出,“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八大王”最终得到平反。年广久也得到了发展的新机会。1984年7月,他成立了公私联营的“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公司规模最大时有500多工人。
火烧出真金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附发的评论首次提出了轰动全国的“温州模式”。
数据显示,到1986年,温州全市已有农村家庭工业作坊、工场近11万家,从业人员30余万人,并且初步形成了苍南县再生纺织、金乡镇证件卡片、平阳县塑料编织袋、乐清县低压电器等一批产值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家庭工业集群。而刚刚20岁出头的王振滔,当时在武汉的皮鞋销售生意也正做得春风得意。
然而,民营经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才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人民群众对商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商业利益诱惑下,制假造假、牟取短期利益的风气在全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温州就是其中之一。很快,温州商品质量差、假冒伪劣产品多的名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开。
以温州鞋为例,1987年前,温州大大小小的制鞋作坊数不胜数。随着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利欲熏心的作坊开始偷工减料,用人造革冒充真皮。更有甚者,用硬纸板代替支撑皮鞋的“骨架”和鞋底。很快,“星期鞋”成了温州鞋的代名词,全国各地的商家纷纷挂出“本店不售温州鞋”的安民告示。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1987年8月8日,武汉武林广场一把火将5000余双温州“星期鞋”付之一炬。此后,围剿“温州鞋”的暴风骤雨席卷全国。
这对于正在从事温州皮鞋销售的王振滔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刚从老家温州批发来的皮鞋被工商人员不由分说查封,造成了整整20万元的损失。
一时间,温州造鞋厂纷纷关门歇业,许多从事鞋业生意的人也陆续选择转行。不仅是鞋,温州许多产品都因出现质量问题,成为打击的对象。
然而,熊熊大火却激起了王振滔不服输的性格:“温州人如果连鞋子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于是,他决定回老家自己做鞋。1988年,他用东拼西凑的3万元创办了永嘉奥林皮鞋厂,也就是今天奥康集团的前身。
春天的狂欢
1992年,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民营经济,无疑是一个值得狂欢的春天。
邓小平在南巡时发表重要谈话,冲破了姓“资”姓“社”的阴霾,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1993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条,在从业人员、登记手续、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等各方面都放宽了政策。同年,有关部门将私营经济不准经营的50多个品种降为35个品种。
此后,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正是抓住了当年难得的历史机遇完成了企业发展的飞跃。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1995年三年间,私营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6%。而奥康也成功搭上了这班春天的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