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需防"三大陷阱"

　　2003-2007年间，中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远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003年的21.1%提升至2007年的24.9%。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我国东部地区棉纺与纺织服装生产开始收缩，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中部地区纺织服装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之首，产量同比提高约30%。

　　据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问卷统计，在深圳市已外迁企业的主要省外迁往地中，江西省城市占8.1%；湖北省、江苏、安徽省城市各分占1.8%。

　　曲建认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并不一定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主体一是来自外部，包括产业转出省份内的欠发达地区和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二是来自中西部内部各省市之间。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都出台了鼓励政策和措施，如江苏省采取财政支持、电费综合补贴、用地计划倾斜等措施，推行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双转移”政策，在省内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地规划建设了产业转移工业园。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防“三大陷阱”

　　专家表示，中部地区在积极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同时，要消化吸收东部经验，防止陷入三个陷阱。

　　一、防止“飞地经济”陷阱。

　　承接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东亚经济体与承接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侧重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因此，一旦各厂商应竞相压价竞争使贸易条件和经营环境趋于恶化，或者国外主要市场需求萎靡，将导致外向型产业阶段性的规模化转移，继而产生“飞地经济”效应，不利于形成稳定扎根的产业体系。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9·１1事件以及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都对国际市场需求造成重创，进而对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体系造成严重影响，产生企业外迁和漂移现象。

　　专家建议，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实施以平衡贸易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战略，在重视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更要建立根基扎实、结构完善的产业体系。一方面立足于扩大内需，加强内销市场的开拓，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致力于加大进口力度，逐步降低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避免经济的结构性波动风险。

　　二、“穷的优势”导致低水平陷阱。

　　由于依靠“穷的优势”——即凭借技术差距、劳动力低价优势等，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也能获得经济发展，但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容易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

　　东亚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践证明，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能力欠缺的产业，风险抵御能力较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产生以来，自主创新成为抵御金融海啸的牢固大坝。金融海啸对技术大国如日本、韩国的影响远小于对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影响，对深圳的影响小于东莞。专家认为，中部地区要从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长期战略角度，利用现有的技术研发优势，力争一步到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并切实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力度。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陷阱。

　　经过近30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门等地，由于发展初期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使得资源消耗过度，地表水体、空气等普遍受到严重污染。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经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

　　为吸引投资和产业转移，一些中西部地区竞相强调环境生态的承载空间。专家建议，中部地区应从分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地理上集中的城市化、产业布局，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污染集中治理，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