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等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调查

　　在经历了华联三鑫的期货巨亏事件、绍兴纺织巨头的关联担保案和温州高利贷逼债风潮之后，浙江经济社会的稳定带受到不小的挑战，当地媒体上充斥着浙江老板自杀、逃跑的报道。而飞跃这样的行业巨头的轰然倒下对当地经济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在浙江的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为6.87%，机电产品占比仅为44.12%。而江苏分别为43.8%和74.4%。与此同时，浙江纺织服装出口占比高达27.39%。

　　相比之下，苏南以外企为主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昆山台商的资金自有率很高，这是他们抗风险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厦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李非分析道，台湾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台湾企业常常将自己在台湾的家当拿来投资，借贷很少，财务杠杆运用也不多。

　　此外，台商已经经历过多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相对成熟。相比起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广东的低端加工企业，以代工为主的昆山台商的坏账很少，资金周转率较高，这让他们能够坚持更长时间。

　　因此，在昆山的台商聚集区，虽然裁员减产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但企业大面积倒闭的现象，则并未出现。

　　然而，浙江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认为，浙江几乎所有企业的倒闭都可以归结到一点：资金链断裂，而这与外需市场的不振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企业倒闭并不是简单因为没有订单，而是国家宏观政策的紧缩。”张汉东说。

　　“历次宏观调控，浙江的民营企业都是受伤害最深的群体。”张汉东表示，虽然企业倒闭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原因”。2007年底开始的那轮宏观调控过于密集，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历来都是国家信贷紧缩的最大受害者。

　　浙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副主任黄先海则指出，浙江民营企业素来就有小、散的特点，其抗风险能力自然有限。“然而，许多浙江民企只是暂时停业，在经济恢复的时候，企业又很快冒出来，这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抗风险的能力。”黄先海说。

　　黄先海同时指出，虽然有部分浙江民企倒闭，但民企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例如，浙江民企所拥有的渠道优势便是其抗击金融危机的重要秘诀。

　　仅在迪拜，就活跃着近万名浙江商人。而素以闯劲闻名的温州商人更是活跃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各地。黄先海强调，这些商人大多以贸易为导向，四处兜售浙江商品，手法灵活，进退有据。

　　事实证明，在开拓新兴市场方面，这些灵活的营销网络是十分奏效的。2008年，浙江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对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国家的出口则超过了50%。

　　反映在出口目的地上，欧美发达国家在浙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这分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

　　此外，浙江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也增长较快，增速在全国占据第一的位置。雅戈尔、万向、钱江摩托等都在海外并购了一定数量的企业。这些海外资产都与国内母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由国内输出，有效撬动了外贸出口的增长。

　　浙江嘉利科长期在非洲开拓采矿业务的副总经理徐天江告诉记者，浙江省建行针对在非洲发展的中国企业开发了多项新产品，效果非常显著。

　　“浙江省建行的人会三天两头的上门了解我们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没有他们，我们许多生意根本就做不成。”徐天江表示。

　　在广东，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崛起和迅速扩张的活力也同样不容忽视。

　　刚被派到尼日利亚公干半年的，负责“广东-尼日利亚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王海东对记者感慨，“在当地的通讯市场上，华为和中兴占绝对的优势。”

　　根据华为的数据，凭着高性价比和较优的质量，华为在非洲市场的份额高达44%。市场研究公司EJL Wireless Research的报告显示，由于2008年基站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亚太和非洲地区，因此仅在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就有69%的基站合同为来自中国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所掌控。根据华为的预计，2009年该公司合同销售额将达到300亿美元。

　　“虽然华为和中兴尚未大规模突破欧美主流市场，但在新兴市场，华为和中兴已明显拥有较大优势。”王海东表示。

　　相比之下，苏南工业制品的销售渠道则处处受制于外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欧美人腰包日渐缩水的时候，江苏的进出口贸易额下降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