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没有赢家

　　宋泓：中国应该从大国的角度首先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大国之间的合作，只有在国际合作下才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即将在今年4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要推动各个国家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来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另外，要促使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启动和完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如果新一轮谈判能够完成的话，至少给大家一种信心，对于多边开放和自由贸易开放都是一个促进。除了多边的这些渠道外，还有一些双边的或区域的安排也很重要。比如中国在亚洲，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里应该促使更多的国家，也就是二十国集团之外的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最重要的还是与一些发达国家、贸易大国之间，像中美、中欧、中印、中国与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之间形成双边的共识，或者通过协商来防止相互之间的贸易限制。

　　《新财经》：从中国自身来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防止贸易保护？比如取消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

　　宋泓：从中国来讲，我们应该通过多边的、区域的甚至双边的渠道来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另外，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在刺激经济的计划中要尽量避免贸易保护措施的出台。类似的措施，也是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或外资参与的一种限制。从现在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威胁或压力的态度。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还没有大幅度地出台贸易保护措施，所以，发展态势还没有演变到恶劣的程度。如果局势真的恶化，中国即使作为贸易大国，到时候也很难掌控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对于外资的一些优惠，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对外资有优惠，另一方面我们对外资也有要求。对于外资企业，我们是希望它能多出口，所以我们给外资一些优惠。如果取消对外资的一些优惠，我们对于外资的要求也要取消。对于国内企业，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也就没有特别的优惠。如果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和国内企业一样实行国民待遇，对国内企业来说，反而会产生一些限制或不利因素。

　　《新财经》：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应该从发展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宋泓：从贸易本身来看，对于全球经济恢复是一个刺激的手段。如果全球贸易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发展态势，对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应对金融危机都是非常有利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了贸易，有了对外开放，使各个国家从这样的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很大收益。如果在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我们还能够限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话，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

　　白树强：从中国自身来讲，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了我们一个经验教训，中国的贸易格局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这些大国。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很厉害，我们的商品是靠产量取胜。在进口国看来，也在冲击着他们的市场，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商品质量不好。但这些产品毕竟是要升级换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自己也要反思，不能让中国给世界的印象就是提供廉价商品。我们也应该生产一些高价值、高环保、自主创新的产品，避免贸易保护的矛头总是对着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比较有共性的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无论是新老贸易保护主义，其中心思想是：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对此会有不同的反应。但两相比较，新贸易保护主义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更胜一筹，具有强制性强，对贸易各方影响大而直接，受约束范围广和表现形式多样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