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涛：打破规则的路上

　　感性回归

　　2007年，薄涛带着高级定制秀《蝶》以及同名音乐剧重回当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这出被定义为传统文化实验的秀，以流传千年的梁祝故事为灵感，薄涛将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直观表现于酒红色的毛皮点缀、大面积的镂空花和补色的大胆拼接中。

　　沉寂三年之后，这个服装从业者眼中的第一代设计师的代表，在概念把玩和商业刺激的稔熟程度上，并不输给任何新生代的设计师。事实上，他身上捆绑的诸多新中国服装第一次，足以让他成为难以超越的行会标杆。

　　1995年，为了宣布BOTAO成功申请专利保护，他在国际饭店举办了第一场时装秀，在国内时装业相关机制尚未建立时，超前提出了保护设计师及知识产权的理念；1996年，薄涛斥资200万元人民币，亮相香港国际时装周，成为大陆地区第一个走出去的品牌。彼时的香港国际时装周影响力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地位和影响力在纽约、东京时装周之上，这次展示，为他带来了总价高达千万的贴牌生产订单——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让服装生产业的重心东移，很多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都是依靠贴牌加工利润来养活本土品牌。但薄涛拒绝了，理由是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不能就这么贴上外国人的标签。现在回忆起来，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薄涛似乎有一点遗憾——设计师的执拗使他即使是拥有过人的商业敏感却并不能称为非常优秀的公司操盘手。

　　2004年，公司职业经理人卷钱离去，利用薄涛的网络通路及核心技术、库存面料用一个月的时间推出自己的品牌，留下账上2000元现金和400名等待发薪的员工。相识十年的好友对他的评价是，他的设计要比他的生意成功得多，如果他参照国际惯例由专人来做管理，自己一门心思放在设计上，公司的规模也许会远比今天要大得多。

　　而5年之后，当我来到薄涛的工作室，一位电视台的主播在定制衣服，他的助理把我领进了一间设计室里，放置着几台电脑的桌上散乱地铺了许多设计稿，薄涛不好意思地一一拾掇起来，“他们这样乱七八糟的习惯了。”

　　归来之后的薄涛精力更多地放在高级定制上，并非模仿欧洲兴而转衰的象征昂贵的高级定制，更好的解释是，这是一家有本体意识的裁缝工作室。中国的高级定制风潮并非起源于今天，在之前为上层阶级所服务的裁缝店里，一个好裁缝可以完成今日流水线上的从设计到成品完工的所有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没有巴黎高级定制那样繁复，也没有严格的让顾客失去自主的行业权威。中国方式运作的裁缝定制，具有强烈的时代演变特征，也更适合中国特定人群进行更加风格化的身份表达。

　　大多数中国本土设计师都会经历一条文化自卑、自省到回归的道路——迎合西方审美下的中国设计，永远都只能作为猎奇对象放置在主流市场边缘。但是，要立足于本土，寻找到一个简朴的相对容易记忆，同时具备普世意义的文化寄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