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产业需升级：新的时刻已经来临

　　生意社4月29日讯　在招工难及成本高企倒逼机制下，中国服装业走到了产业升级关键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设计、营销等资源的时代彻底来临了

　　“一件最困难的事”

　　“过完年，招工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范梅香说。

　　范梅香是常熟千韧岗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新春后，她给缝纫工的年薪达到三万左右，但招工仍让她头疼。

　　“这是最大的问题，”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往年企业初五就开工，但今年很多企业在初六、初八，而真正开工大多到了初十，“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

　　“三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陆祥龙说，可是今年招工情况更严重了。

　　虽然，他在2009年底，就和70%的职工签好了合同，但在大年初三，公司还是派人到安徽、苏北等地，去慰问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实际上，此时招工大战已开始了。

　　“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而工资虽然已从1000多元，涨到现在的2300元左右，但常熟等地工人依然供不应求，工人哪里去了？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农民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和他们父辈们不一样了。”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陈大鹏说。

　　对此，百成汇董事长陈志刚深有感触：“现在普工大部分已是80后、90后，他们工作需求不仅仅是工资，还要享受。”

　　显然，他们和60后、70后思路不一样了，“原来进我们厂，还要开后门，”陈志刚说，而80后、90后对工作要求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工作环境好，工资不要太低，最好每个星期要休息。

　　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值，他们可能就去了其他行业。

　　比如，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每月可拿到1500元，但看到同乡在电子行业工资高一点，就辞职了。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陈志刚说。

　　由此，“今年年薪三万，也不容易找到好员工，”范梅香说。

　　更让她担心的事发生了。春节后，范梅香在公司大门口看到一辆宝马车，而三个员工拉着拉杆箱出了厂。车间主任告诉她，这些员工被挖走了。

　　“今年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一些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陆祥龙也在反思：为什么有些厂可以，一些企业就不好呢？

　　其实，在他的企业里，他对职工如子女如朋友，工人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我都全力以赴”。

　　而近年来，金坛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督促企业对外来人员养老保险、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当地员工平等。

　　同时，金坛还实行社会责任体系，企业生产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工人待遇等也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浪潮

　　推行社会责任，无疑问加重了企业负担。

　　显然，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在消失。

　　“一个职工年薪已两万五，”陆祥龙说，今年还要提高15%。

　　而目前，江苏要求给所有员工都要上相关保险，如此一来，企业每年要给每个工人多付5千元，“这样压力大了”。

　　“不转移，将来可能真的没有劳工了。”陈志刚说。

　　而千韧岗早已在苏北建立了生产基地，其公司董事长4月份还要到铜陵去考察，在老工人家乡布局生产基地，让他们回家做车间主任、做缝纫工。常熟不再是生产基地，而是他们的研发和销售基地。

　　其实，雅戈尔、鲁泰、溢达等企业，已纷纷在西部设立了工厂，甚至有企业把工厂开在越南等国家。

　　“拐点来了，”有专家说，经过30年高速发展后，成本直线上升，东部企业转移的拐点到来了，产业升级的拐点到来了。

　　而这30年高速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危机为我国带来了大量投资，掀起了我国服装产业工业化第一次浪潮。

　　也正是这次浪潮，彻底打破了我国服装产业布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集中在内陆城市，此次转移的结果是，80%产能又开始集中在了沿海地区。

　　尔后2000年，全球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尤其我国加入WTO后，成为欧美产业转移首选的中国，迎来第二次产业浪潮，但东部产能过于集中的局面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