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紫云：创办华中第一纱厂的曲折之路

　　所欠安利英洋行的第二次订购机器的价款无法支付，利息则日日增加，厂方债台高筑，除向银行，钱庄信用贷款以外，甚至还向纱号借用短期贷款，其利息比市场一般要高。遂已一再裁员减产，仍无法挽救，与1924年关厂停工。至1924年6月底亏银行币40万余元，

　　停工以后，由于第一纱厂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负连带责任。招股既无人投资，卖厂亦无人承租。于是第一纱厂值得将全部厂房和机器提交安利英洋行做抵押，向安利英洋行行借款，维持开工。截止1925年6月止，欠安利英的债款本息，共计330余万元。

　　1926年北伐军到汉，工厂适在战火之内，停工1月余，加之棉花堆栈被烧，随时甚巨，工亏银币110余万元。战事稍平，工潮又起，急需复工，以维工持人生计。乃于1927年初，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资金问题，决议，仍须继续向银行借款，以资周转。此时日货大量倾销，武汉棉纺市场萧条，16支纱每件由270余元降为210元左右，难以获利。

　　1927年9月，而由于现金集中，金融阻滞，银行借款渐次缩小范围，以致第一纱厂经济愈形困窘。同年9月，银行以第一纱厂亏累过深，停止借款。第一纱厂被迫第二次关厂停工，共计亏银币150余万元。第一纱厂经营失败，李紫云的资本链断了，经营的其他企业也开始亏损，最后不得不将自己汉口同善里的100多栋房产抵押出来偿还债务。

　　最终也无济于事。而随之，同年，李紫云因忧愤成疾，投井而死。

　　安利英洋行的控制

　　第一纱厂为了借款，早已将厂房和机器抵押给安利英洋行，第二次停工以后，又恐时间拖长，机器锈烂，乃由代理董事长与安利英洋行商议复工问题。双方议定：由安利英投入流动资金100万元，业务由第一债权人安利英主持，经济由第二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负责，董事会负监督负责，所获盈利，首先还还安利英债务，如有亏损仍归第一纱厂负责。合约签订之后，以债权人名义与1929年接办复工。

　　安利英在订购机器时已经获了厚利。又利用债权，一方面重利盘剥，将新旧所欠的债款及投入的流动资金，到最后结算时，积欠安利英的债款本息总数将近银币1000万元，另一方面是窃取了第一纱厂的业务控制权。

　　安利英取得第一纱厂的控制权以后，千方百计谋取本身的利益。所用的机器物料及棉花，只能由安利英独家供应，开价多少就是多少，其利润数字，即使是派来的人也无法确知。事后发现，安利英任意提高物价，攫取暴利，而使第一纱厂损失加重，。财务方面，虽然限定由浙江兴业银行一家负责，但安利英派有会计监督，其中利益，只能由其双方解决。

　　在1929年复工后，农村生产渐入正轨，城乡物资急待交流，所以1930年会计年度核算，尚盈利约20万元。正准备发展业务，不料1931年惨遭大水，武汉顿成泽国，加之青山堤溃，厂内被淹，暂行停工20余日，共计损失银币20余万元。接着就是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震动，金融紧缩，商业凋零，半年营业毫无起色。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忽起，棉纱市场稍好，业务略有进展。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日本棉纱又大肆减价倾销，1933年度亏银币80余万元之巨。无奈颓势难以挽回，至1935年止，总共亏损约400万元左右。不但所欠债款豪未减少，而且积欠利息200余万元。终因不能支持，于1935年底第三次关厂停工。

　　1936年10月，精盐业资本家、曾任汉口市商会主席黄文植组织复兴实业公司，商得最大债权人安利英洋行同意，接办第一纱厂。合同规定：并无固定租金，如有盈利，以60%代替原股东偿还安利英洋行等债务，以40%归复兴公司股东所得，如有亏欠不与第一纱厂股东相涉。

　　自“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已在全国逐步展开，商店封存日货，群众拒买日货，这一运动队武汉棉纺业的生存发生了积极作用，复兴事业公司承办第一纱厂后，不久，抗战爆发，日纱减少，津沪各地沦陷，内地原棉销路日窄。花贱纱贵，复兴实业公司生产的纱、布供不应求，因而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利润，总共达到1000余万元。据1938年3月底统计，第一纱厂共欠安利英洋行554.36万元，又利息295.97万元。在复兴实业公司承办期间，总共代替第一纱厂偿还安利英洋行533.64万元，又美金1341元。至此，第一纱厂尚欠安利英洋行约300余万元。战争接近武汉，第一纱厂由于抵押权没有赎回，不能将机器拆迁内地。复兴实业公司宣告结束。将全厂机器、生财及价值32.76万元的物资，交由债权人安利英洋行代管，第四次关厂停工。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安利英洋行以抵押权的关系，将第一纱厂屋顶绘上英国标志，。1941年12月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发生，在汉英美产业被日军夺取，第一纱厂亦由安利英洋行在日本领事馆监督下，交由泰安纱厂管理，占领以后曾遭到美机轰炸，损失重大。

　　1945年日本投降，安利英洋行企图控制一纱，提出把它的债权全部转为股权，但未能得逞。1945年底，李紫云的第三个儿子李荐廷回汉接收一纱厂，并拉拢大股东成立“复工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他独揽大权将该厂当作个人挥霍浪费的金库。1946年底，一纱举行股东大会选举李荐廷为常务董事。从此，一纱成为官僚，政客与资本家相勾结的典型企业，变成他们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的场所。

　　于1946年5月初步开工，到年终逐步开到7万余锭。当时，内迁的工厂因交通运输紧张，多未复员，物资供不应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外国货物不及进口，第一纱厂业务好转，三年中获利约值银币400余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利英洋行势力趋于衰弱，此时对于第一纱厂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清偿债款。经过半年多时间，1948年，以1400件20支红狮球牌棉纱了清全部债务，赎回抵押权，按当时纱价计算，约值银币30多万元。安利英迫于形式，怕拖延下去，或将全部落空，所以不敢坚持过高要求。从此，第一纱厂摆脱了安利英洋行的长期控制。

　　官僚资本的掠夺

　　第一纱厂摆脱了安利英洋行的控制后，丝毫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只是改头换面，被新的掠夺所宰割而已。

　　抗战胜利后，物资极端缺乏，通货恶性膨胀，第一纱厂的纱、布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无产了投机囤积、买空卖空的现象。第一纱厂也以出卖空头纱单的经营方式，既可以吸收现金，其价值约折合黄金7000两之多，引起了官僚们的垂涎。同时，第一纱厂股东之间发生了派系斗争，个不相让。

　　1949年初，李荐廷等主要负责人将库存棉纱大批运往广州，造成武汉棉纱市场大混乱，形成轰动全国的棉纱大骗案。

　　1949年，解放战争迫近武汉，其主要的负责人逃离武汉，工资欠发一个月，厂内原料空虚，资金无着，于1949年4月第四次关厂停工。

　　解放前夕，第一纱厂停工，6000余工人生活发生问题，乃自组工干会，经过协商希望重新开业，但因产品利润不能维持开支，凑集的现金也不够周转，无法维持下去。国民党军队撤退武汉前，妄图破坏第一纱厂厂房和机器，厂中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护厂。

　　武汉解放后，军代表驻厂，派员与第一纱厂留汉的董事和股东联系，于1949年6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的新董事会，在党和军委会的大力扶持下于同年6月14日开始复工。

　　至1950年5月，第一纱厂因人力物力不足，不能积极发展生产，扭转亏累，于5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申请将第一纱厂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为武汉第六纺织厂，简称国棉六厂。后来又几经周折于1999年被一棉集团收购，随之曾经轰动一时的第一棉纱厂的命运走向终结。

　　今年66岁的李廷惠，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曾在湖北省南漳县纺织工业局做副局长，四年任期内勤奋工作使纺织行业迅速发展，该县的纺织工业总产值翻了几番。多年来，他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等多种方式收集关于李紫云人生经历，只是可惜他的后人大多数已经移居国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我之所以搜集他的资料，不是因为他当时做的有多成功，而是李紫云身为富商，上世纪60年代支持辛亥革命，敢为人先举办实业，赞助教育。”李廷惠介绍，李紫云在1915年重修过北洋桥；1923年为修筑武昌县西北江堤捐资300万串，占工程款一半；曾出卖房产8栋作为武昌青山永丰乡小学基金，并创办了紫云小学，永生中学；对汉口慈善会、汉口梅神父医院均有捐助。他一边翻开资料，一边指着跟记者说：“他做的这些好事档案馆都有记载的。”

　　在采访完记者准备走的时候，李廷惠深情的对记者说：“作为一个商人不仅仅是把生意做成功就好了，关键是成功后要回报社会，希望他身上的那种开创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去学习他的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