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坦合资样板纺织厂45年荣衰：陷劳资矛盾多年

　　技改难题

　　而在短暂盈利后，友谊纺织厂从1998年起出现了较大幅度亏损。面对亏损，无论是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还是双方政府都试图扭亏为盈。

　　最初，各方认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档次低是亏损的主要原因。从2001年起，友谊纺织厂开始了总耗资约1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升级改造，在内部被称为“二期技改”。但现实的阻碍，使“二期技改”未能取得预期成果。

　　从“二期技改”的实施情况表中，可以发现，在实施过程中，纺纱、织布、印染三大部门的资金投入并不平衡。纺纱和织布的资金投入相比预算都大幅度缩水——划拨给织布的预算2500余万元，实际使用只有三成，原计划中的喷气织机等未落实；而原本划拨给纺纱的3000多万元预算，最后一分钱也没用上。反观印染，预算约2000万元，实际还超支了，更是远超纺纱和织布。

　　关于资金使用不平衡的影响，这从机修工塞伊迪那里可体会几分。本报记者在印染车间再次见到他时，工厂正是最忙碌的下午。纺纱和织布两个车间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但偌大的印染车间却静悄悄的，所有机器都闲着，只有几个工人懒懒散散地坐着。

　　塞伊迪自称“机器酋长”，对机器有发言权。在他看来，“二期技改”提高了印染部门机器的性能，印染工序速度提高很快，产量提高。问题出在其他两个部门（指纺纱和织布）的机器太慢，产量太低，印染部的新机器只得空等纺纱和织布的旧机器。更有机器已经闲置不用，如卷染机、丝光机等。

　　而本报记者现场查看了印染车间机器的出厂日期，发现很多都较新。例如，印花机是2000年产的“1620mm型”和“1850mm型”，还经过了技术改造。而纺纱和织布车间则集中了绝大部分老旧设备。比如，梳棉机是1979年产的“A186H型”，是30多年的老机器了。更有不少机器因过于老旧或已经损坏而闲置。

　　而真正抵消技术改造成果的，是长期存在的劳资矛盾。技术改造后，厂子的产能已经提高很多；但是，新机器是规模效益递增型的——也就是说，机器运转的时间越长，固定成本所占比例越低，毛利润越高。这就要求工人们加班。但是，工会和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利用自身影响力，鼓动工人拒绝加班，怠工乃至罢工。

　　引进汽轮发电机的失败是一个典型例子。

　　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电力短缺，经常停电，2003年，坦桑尼亚大范围电荒。因此，公司花了1500多万元人民币，以数倍于预算的价格，购置了1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及配套设备，以解决用电问题。然而，这个汽轮机开关机时间过长，需要三四个小时。也就是说，它必须全天24小时工作，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否则光是开机关机就会造成很大浪费。

　　为了适应新机器，管理层试图改变排班制度，尝试12小时一班、两班倒，给付高额加班工资。然而，这遭到了友谊纺织厂工会的强烈反对，最后，工会另搞一套，仍然按照8小时、单班制作息。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怠工。

　　当然，工会对此事有另一套说法。在工会看来，为拿高额加班费而加班不值当，因为加班损害了身体健康，还违反了法律。而现在，这台汽轮机已经损坏——在非洲，由于劳动力素质较低，加上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设备的折旧高得惊人，东西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

　　不仅是汽轮机，整个厂子的机器利用效率都很低。“二期技改”完成以来，纺纱、织布、印染三大车间的机器利用率只有三四成，主要原因就是无法轮班，根子还是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

　　说起友谊纺织厂的劳资矛盾，就不能不提公司历史上的两起重要事件：“1万官司”和“15万官司”。这两场官司，是压在友谊纺织厂身上的两座“大山”，也是劳资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面临的普遍问题——劳资矛盾，以及对所在国劳动法、文化习惯乃至语言的不适应。

　　“1万官司”，是指工人追索声称公司每月少付给他们的津贴。1998年，坦桑尼亚总统发表讲话表扬友谊纺织厂，说“每月6万先令的工资为工人们带来了很好的工资和福利”。总统的美言本是莫大的褒奖。然而，工人们抓住了总统讲话分开说“工资和福利”这一细节，以总统提到的6万工资仅是基本工资为由，要求公司“补发”每月1万先令福利津贴。

　　此后，工人们以怠工、抗议乃至罢工的方式，与管理层展开了对抗。直到坦政府代表专程到友谊纺织厂召开职工大会后，这场风波才暂告一段落。但是，分歧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而且，这场风波也并未就此平息。2004年，开始有工人追索这笔“欠款”；2006年，工会正式向当地法院状告管理层“欠他们每月1万先令津贴”。

　　在法庭上，合同中的模糊语言成为争论焦点。据中方管理层回忆，当时从老厂改制成新厂时，他们给每个员工发了录用通知书，给管理层的是英文版，给工人的是斯瓦西里语版（注：坦桑尼亚官方语言）。合同中写道“工人每月有1万先令补贴，包含在工资里”。但是，根据斯语的语法，又可以理解为不含在工资里。这个漏洞被工会抓住了。

　　工会方面认为，虽然英语与斯语合同版本存在差异，但二者的法律效力是同等的。根据工会主席的说法，管理层还曾向他们表示，两种语言版本存在差异“没有关系”。这自然也使工会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斯语版。“如果厂方当年能马上纠正错误，事情也不会闹到像今天这么大。”工会主席对本报记者说。

　　案件审理几经曲折。2008年，坦高院一审判决管理层败诉，应补发工人每月1万先令津贴，合计15亿先令（约合人民币600万元）。2011年10月，管理层被迫开始向工人支付这笔钱。但是，在工会看来，“厂方是自食其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管理层感到更大压力的，是另一桩涉及约50亿先令（约合2000万元人民币）赔偿的“15万官司”。这直接威胁到了现金流——友谊纺织厂生存的命根。

　　“15万官司”事起2007年。当年，坦政府突然将纺织业的月最低工资由6万先令提高到15万先令，外加6.5万先令津贴。当时，这意味着月收入千元，大大高于当地收入水平，也超过当地纺织企业的承受能力。在纺织业雇主的抗议声中，政府宣布给予包括友谊纺织厂在内的20家纺织企业豁免令，可以不执行15万最低工资。

　　不出意外，豁免令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工会以豁免令违法为由，将坦政府和友谊纺织厂联名告上法庭。

　　与“1万官司”相比，“15万官司”更是充满戏剧性，劳资双方在不断的上诉和被诉中互有攻防。本报记者采访结束时，此案还在审理中，但基本可以判断管理层将败诉。尽管在2010年4月，坦政府重新将最低工资定为8万先令，但管理层仍要支付期限内的15万先令月工资和6.5万先令津贴。

　　两场官司败诉，带来巨额赔款，这对连年亏损的友谊纺织厂无疑是雪上加霜。管理层对本报记者坦言，这使得企业的资金链承受很大压力，现金流有断裂风险。不过，在工会主席眼里，公司如果停产倒闭是厂方的问题；但是，宁可关门，“厂方欠下的”工资也要给。

　　然而，虽然工会打赢了两场官司，但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工人们也没有落到实惠。劳资双方因两场官司而情绪更加对立，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工资自然也一直涨不上去。这是劳资“双输”的局面。

　　目前，友谊纺织厂正在寻求战略重组，以求焕发新生。事实上，友谊纺织厂一直拥有一个绝好的资产——地段。厂区面积很大，扼守进出市区的主干道门户，好比是管庄之于北京，或江桥之于上海，地理位置优越，适合做房地产和物流开发。如果这个资产得以盘活，友谊纺织厂将有望再次焕发生机，形成集纺织、房地产、物流等于一身的多种经营的综合型企业。

　　本报记者获悉，已经有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对收购友谊纺织厂股份表达了明确意向。然而，出于各种目的，坦桑尼亚政府和国会对友谊纺织厂的重组或是拖延，或是阻挠。在董事会里，坦政府的代表们也和中方董事进行着冗长而没有效率的讨论。

　　至今，重组已讨论了数年，而无实质性进展。

　　（实习生吴邵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