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路径转换

    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支点中关村，“MADE IN CHINA”两年前就被一些创业者改为“MADE BY CHINA”。一个单词替换的背后，折射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巨变———用“中国创造”升级“中国制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特别是抓住了全球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把一项又一项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揽入怀中。但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很多高科技产品只能“贴牌”生产，陷入了“产值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怪圈。

    作为全球最大的影碟播放设备制造基地，我国曾经每出口一台DVD机要交给外国人18美元专利费，除去成本所赚无几。而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中国自主品牌产品，大多是纺织品、玩具、打火机等，附加值很低，因此才有“卖几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说法。

    “离开世界一流的原创技术，‘中国创造’只是一句空谈。”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邓中翰深有体会地说。作为最早提出“中国创造”概念的创业者之一，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改写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有脑无芯”的历史。中星微电子开发的“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目前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的份额，累计销量已突破１亿枚。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上千项专利支撑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核心技术已成为获胜的重要筹码。我国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多项目标，都直接或者间接与产业有关。这表明，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

    回顾近几年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难发现，企业色彩越来越浓厚。从“星光中国芯”到下一代互联网，从非典病毒灭活疫苗到超导电缆，从每秒运行10万亿次以上的超级计算机到全球屏幕最大的激光电视机，这些世界一流的“中国创造”均出自企业。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国家的创新氛围才能形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首先提及的就是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在中关村，有种说法早已深入人心：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只有掌握标准的企业才算超一流。标准是生产、建设及商品流通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对一个企业或者企业联盟而言，掌握了标准就等于掌握了整个行业。对一个国家而言，掌握的国际标准越多，综合竞争力就越强，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发言权就越大。

    今年11月中旬，由我国企业主导的“闪联”技术标准通过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至关重要的一轮投票，最终成为国际标准。这意味着，对未来电子信息产业有重大意义的全球首个3C（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协同国际标准花落中国已成定局。

    除“闪联”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制定了标准战略，像第三代移动通信、高清晰播放设备、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等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的行业标尺。一些跨国公司开始摈弃偏见，选择中国企业作为创新合作伙伴。

    创新国际化是检验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参照。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告诉记者，过去20年中，以体制创新和加速产业化为特点的两次创业，使中关村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要跻身“世界一流”，必须进行以国际化为特点的第三次创业。

    联想集团的官方网站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子网站，其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在整体并购IBM的PC业务后，联想不仅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公司，同时将IBM的1500多项专利收归旗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贺志强说，联想目前已有2000多名研发人员，去年研发经费达到25亿元，分别在北京、日本、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并决定今后每年把营业收入的2%投入到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中。

    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我国已由跟踪世界科技前沿进入创新发展的阶段，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突破21万件，创下新高。

　　自主创新需要“大手笔”

    与西方成熟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体系还有待完善：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激励优秀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机制还不完善。

    2006年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较量的难度可想而知。

    一些人士认为，除了政策、资金引导外，国家还应该在集中投入、政府采购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

    中关村一家著名企业的董事长告诉记者，韩国之所以会涌现出三星、现代这类后来居上的跨国企业，与韩国政府特殊的信贷政策密不可分。这些韩国企业在起步阶段即使连年亏损，负债率惊人，政府仍然要求银行提供贷款，并为企业担保。而在我国，银行格外看重企业负债率这项指标，很少考虑企业的前景和产品的未来竞争优势。

    今年5月，著名的诺顿杀毒软件因误杀微软操作系统的两个关键文件，导致我国大量计算机瘫痪。这起近年来最严重的信息安全事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国外产品过于迷信不利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

    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专家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不少网民和单位都认为“洋”杀毒软件更可靠，这其实是个误区。从近些年计算机病毒疫情报告来看，病毒本土化趋势明显，国内的黑客、有毒网页增多，上网者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国内，像“熊猫烧香”等破坏力较大的病毒都是国产杀毒软件率先截获的。 （崔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