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逼近滞胀边缘 四教训警示中国

　　美滞胀风险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次贷危机和房价下跌已严重拖慢美国经济增长，并且一时没有回升的迹象，但通胀并没有随着经济下滑而下行，反而继续向上，这一反常现象是否意味着1970年代的滞胀幽灵再次重回人间？从我国最近形势看，人们的通胀预期已经形成，随着年后的新一轮工资重定，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这是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太久的必然结果。我们似已错过控制通胀的最佳时机，但现在采取行动，果断控制货币仍未为晚矣。

　　美国经济逼近滞胀边缘

　　如果说去年次贷危机只是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谈论滞胀还显得有些杞人忧天的话，那么进入2008年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则显示，滞胀的风险已成为日益逼近的事实。

　　日前美国公布的CPI和PPI数据均显示通胀形势远较预期严重。1月份CPI和核心CPI环比分别上升0.4%和0.2%，按年率分别上升了4.3%和2.5%；而PPI和核心PPI的环比则分别上涨了1%和0.4%。

　　上述数据不仅数值显得过高，而且在近些年来十分少见，因此引起了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自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第一次饱受滞胀折磨以来，人们已将近30年时间不知滞胀为何物。经历过长时间高增长低通胀的“金发女孩经济”后，当年滞胀时期经济学家所编制的带有嘲讽戏谑意味的“痛苦指数”(通胀率加失业率)已早就为人们所遗忘。此次次贷危机和房价下跌已严重拖慢美国经济增长，并且一时没有回升的迹象，但通胀并没有随着经济下滑而下行，反而继续向上，这一反常的现象是否意味着1970年代的滞胀幽灵再次重回人间呢？

　　尽管从严格的统计标准来看，尚无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已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目前的通胀形势也够不上“恶性”，但低增长和高通胀这一可怕的组合在美国的出现已无可怀疑，滞胀已经超越衰退或通胀的单一风险成为美国经济头号风险也已是不争之事实。那么，滞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对全球的货币决策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宽松货币是滞胀之根

　　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上看，通胀是需求过旺、经济过热的产物，它与衰退断然不会同时出现。但1970年代，这两个恶魔又确实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进而肆虐了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解释是，由石油供给突然中断引起的油价成倍上升，是引起滞胀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来自供给面的严重负向冲击，导致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通胀和停滞并存的局面。

　　但在货币主义宗师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现象只解释了表面。弗里德曼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大幅度放松货币以应对负向供给冲击的错误决策才是滞胀的根本原因。他还列举日本和西德的例子，证明了如果严守货币量，则供给冲击对物价只能产生一次性影响，而不会演化成通货膨胀，例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通胀率高达25%-30%，但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的通胀率仅5%，美国等国家则对石油涨价引起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迅速地放松了货币，因而导致出现滞胀。

　　诚然，物价回落常常会滞后于GDP的回落，目前美国出现的低增长和高通胀共生的现象，如果证明是物价滞后效应的话，则一切OK，美联储也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继续放松货币，刺激经济。但令笔者担忧的是，目前的经济减速与通胀并存的局面正是格林斯潘时代过于宽松货币政策留下的后遗症，需要的是痛苦而强有力的紧缩，特别是考虑到大型经济体对上游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力，只要抵制住放松货币的诱惑，滞胀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毕竟这一轮(战后第四次)石油价格飙升纯然由需求拉动，并不是供应突然中断引起的，货币当局面对的局面比1970年代要简单得多，也宽松得多。

　　但在全球化加深所形成的资源价格同向波动性与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之间的矛盾之下，美联储能抵制住诱惑，不将经济增长目标置于物价稳定目标之前吗？如果不能，滞胀很可能难以避免。伯南克在上任之前极力鼓吹通胀目标制，宣扬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好处，如今大权在握，再也不唱老曲儿了，他是否已由一个单纯而敢于直言的学者，悄悄转变为一个圆滑的善于迎合政治需要的政客？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