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门人周海江 全面解读“红豆为什么”

　　那时乡镇企业，包括很多服装企业，从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诞生，并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记得40年前，红豆的前身织过手套，生产过土布，也开发了一些新品，但是企业一直没有起色。1983年后，在开放的大好政策下，特别是1984年，周边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快速生长。红豆在这个大背景下，根据市场需求，开始转而生产针织内衣，一下子打开了市场。但那时是计划经济，我们乡镇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卖给商场，只能卖给各省市的纺站，知青商店、个体商店。不仅产品市场受到限制，面辅料等原材料也经常缺乏，那时的感觉是车间后天需要的原料，今天还没有进厂。另外还有外贸，乡镇服装企业没有配额，只能找国营厂高价买一些他们用不完的配额。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困难，反而促使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改革，记得我们红豆从1985年就开始打破“大锅饭”，工厂实行一包三改。1986年，我们又在全厂彻底实行分灶：厂部建总厂、车间，个人实行独立核算，全厂内部形成了经营关系，并且明确奖惩体系，工资实行全浮动，使全厂人人坐“两条腿的凳子”。到了1988年实行了厂方与车间、车间与车间之间的买卖关系，车间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另外，工作时效、劳动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使我们抓住了现代化管理改革的关键，而当时我们对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有益探索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

　　改革最早、最彻底，使纺织服装行业成为国内改革最成功，也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30年来，纺织服装行业一直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和间接带动近1亿人的就业。现在还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还具有较大优势。

　　30年中，中国纺织服装有过多次大的机遇，当然也有挑战。比较大的机遇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2005年纺织服装配额取消，对中国纺织服装是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非国有纺织服装企业，出口不再受到配额的限制。红豆的外贸当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然国家为了稳定出口的数量，减少贸易摩擦，对出口企业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纺织服装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利润下降，这个挑战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纺织服装到底该怎么走？我认为，中国纺织服装要加强设计，提升品位，从量的增加迅速转变到质的提升，这样中国才能从服装大国变成服装强国。近年来，我们红豆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用全新的红豆形象，加强设计研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改革开放“四节点”促企业发展

　　记者：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行业宏观政策的变化对服装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红豆又是如何把握住了“大时代”的变迁？

　　周海江：可以说红豆的发展，从微观上反映了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

　　30年来，国家和行业出台了大量的利于企业发展的宏观政策，红豆的发展得益于这些政策，应该说正是这些政策的出台才有了红豆的今天。现在，我用四个节点简要介绍一下红豆如何把握这些宏观政策，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第一个节点

　　红豆的前身是三个弹棉花的棉花匠在1957年，响应国家“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号召走到一起的，当时红豆的名字叫港下针织厂，后几经改名，到1992年才正式成立红豆集团。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厂弹过棉胎，扎过扫帚，后来又做衣服，一直在时代的大潮中起起伏伏，到1982年，年销售仅28.06万元，濒临倒闭。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使中国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而我们港下针织厂也在1983年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我的父亲周耀庭，接到港下人民公社的调令接管港下针织厂这个烂摊子，喜欢经营的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到了工厂，父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人实行记件工资，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到上海聘请老师傅，开发新品，培养技术人员；企业开始注重信誉，赢得合作伙伴信任；不断引进新设备，淘汰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一系列改革，红豆开始焕发了生机，1987年，红豆的第一幢办公楼投入使用，当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四年翻了四番。当然一开始工厂也遇到了许多困难，记得当时缺少资金，父亲跑银行借贷款被银行拒绝，没办法，他只好用自家的房产做抵押，借了6500元，买回了一吨棉纱，但是当染好的纱已经装上了船，由于还欠着染色厂的染纱钱，装上船的纱被染色厂老板硬生生地搬了下去，这让他从反面更深刻地意识到信誉的重要性。由此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红豆集团始终重视企业的信誉，而信誉也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商机。

　　到了1988年，厂里已经形成了织造、染色、印花、成衣六个车间，建立了一条龙的现代化流水线，工人近1000人。

　　当时乡镇企业的形势很好，但也有问题。由于没有大学生分配的指标，乡镇企业根本招不到人才。怎么办呢？记得当时我刚从深圳大学分配到河海大学任教，看到父亲常常为缺人才发愁，而且大学学习的经历使我明白，到乡企工作将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因此我和父亲说，愿意回乡和父亲一起创业，他高兴地同意了。但是外面却有种种风言风语，家里人也坚决反对。顶着重重压力，我于1988年来到了太湖制衣总厂，我也是到红豆工作的第一位大学生。正是这种示范效应。五湖四海的大学生纷纷落户红豆，父亲再也不会为缺人才犯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