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如果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惊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当厂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时，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绍这些鞋的设计理念和灵感。王启华尴尬地发现他一点也听不懂。一直以来，他只以为鞋只是一个底加一个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启华只好在一脸不懂装懂的微笑中附庸风雅了一个下午。临走前，他才发现，就这么一双鞋的价格，等于他厂里上百对鞋的价格总和。

　　王启华的费解也代表了中国制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产业升级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更愿意把当前的企业“倒闭潮”看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不能永远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于东莞举办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未来东莞要成为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世界鞋业的话语权。

　　一同来参加论坛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也表示，不仅是鞋业，对于珠三角众多的加工型企业而言，只有技术研发才是出路。

　　王启华也在继续他的挣扎求存。为了开源节流，他主动向房东提出把厂房租赁面积减半，同时准备处理一些闲置机器。几个胆子大点的工人试探性地问王启华：“您是否准备炒掉我们了？”王启华稍作沉默，然后颇有江湖意气般地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轻捶了一拳：“不，只要你们想留下。”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这个末路企业主最后仅存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