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企业外迁调查：利益与成本再选择

　　“广东有云浮市吗？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广东山区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内迁，到一个地方又得从头再来，需要很多时间。”林老板这样回应记者提出的是否考虑过借这次广东产业转移的机会，内迁到云浮市这样的粤西北山区投资的问题。在他看来，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像东莞这样出口加工型产业链条如此成熟和完备的地区，从目前来看几乎不可能。

 

　　林老板认为，迁移到内地或广东山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材料的补给。即使东莞的鞋厂都迁移到广东山区，如果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没有进入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培育起来，“腾笼换鸟”战略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他担心内迁之后获得的一些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

 

　　“补给线拉得很长，对我们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政府是在有意排挤我们这些低端产业，但是政府有没有考虑过，今天的东莞和广东经济的成就靠的是什么？”林老板同样警告说，“我们倒下去了，新的高科技产业一时半会进不来，经济很容易空心化。”

 

　　与东莞市政府倾向于鼓励这些鞋厂迁出东莞不同，新艺鞋厂所在的村委会对这家工厂极力挽留。对于他们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了这家千人工厂，整个村庄将变得萧条起来。今年以来，这里的饭馆和娱乐场所已经关闭了几十家。在夜晚，已经很难见到下班后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去吃宵夜的情景。人们的生意似乎都越来越难做。

 

　　林老板有朋友劝他将工厂迁移到越南。但林老板看得很清楚: “越南劳工其实并不会很好找，越南打了多年仗，已经是母系社会，男性劳动力缺乏。而且越南人不好管理，税收各方面跟这里差不多，我一些朋友搬到那里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做几年我估计他们也会走。”

 

　　目前，林老板在江西龙南设有工厂，但是规模不大，人数在300人左右。这个工厂是从朋友那里盘下来的，厂房和工人都是现成的。林老板说，要想让他转移到广东山区或者内陆省份去，除非承接地将厂房建好，否则自己承担不了搬迁的成本。

当记者问林老板，有没有考虑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出高端产品时，林老板有点无奈地笑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走这一步，但事前要规划好，也许过几年我们会加大独立研发并向高端靠拢。”

 

　　但现在的问题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的企业是否还活着。

 

　　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达的深圳工厂一周只开工5天，而以前1个月开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资是计件方式结算，因此开工不足意味着工人收入下降。一个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从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见很大，熊永其只能裁减员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电子厂的，他们有的搬到了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迁往江西、湖南和广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说他并不看好这类选择，而且朋友们也告诉他，迁移到东南亚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来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几百人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是选择了关门走人。“他们够年龄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赚到了钱，就在香港买一个店铺，每月收租。如果赚到大钱了，就转行投资其他。但有很多很凄凉，有的回香港开出租车去了。”熊永其说。

 

　　与林老板担心的一样，另外一个让熊永其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条在罗定还不是特别完善。与深圳相当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罗定的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链接还有待完善。“上下游产品的厂家上来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追过来。”熊永其说。

 

　　当记者让熊永其介绍一位撤离珠三角的港资企业的朋友接受采访时，他婉言拒绝：“算了吧，我怕他们在你面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