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无国界！法国时装工会主席Didier Grumbach访谈
B：有史以来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就一直用各种手段扶持和帮助法国的高级时装发展。如今你们有哪些举措？
G：品牌会衰老，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出新品牌。在1990 年代中期，由于缺乏革新，我们的整个行业系统显得虚弱无力，国际媒体开始大肆鼓吹高级时装业的“垂死论”。面对这种情形，从1996 年开始，高级时装公会发起了新的审查制度，高级时装设计师们终于可以自己站出来选择“特邀会员”—通过他人推荐，以及有名望的品牌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我们容许越来越多的新兴品牌加入巴黎时装周。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作为新锐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后盾。有许多品牌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比如Jean PaulGautier—它在1997 年春季时装发布时成为了首批“特邀会员”之一。之后，在一轮又一轮的时装季中，Vikto& Rolf、Felipe Oliveira Baptista、Franck Sorbier、Dominique Sirop 等又纷纷加入，先以“日程表之外”的身份展露天才，接着被同行邀请成为“特邀会员”。在此之前，我们只看到高级时装品牌接二连三将成衣系列归入旗下，而在此之后，高级成衣品牌也开始为自己增加高级时装线了。这种形式使得手工业成为了工业的高端行业，高级订制成为了高级成衣的高端行业，从而终结了将同一品牌的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的设计权分别交到两位不同的设计师手里的，狡诈又荒谬的做法—事实上，在那种运作形式之下，由于缺乏工业体系，高级时装没有销路，会连带将为其提供资金后盾的高级成衣贬值。随着John Galliano来到Dior，Alexander McQueen 来到Givenchy，全世界的记者开始重新将兴趣转移到高级时装业上。这些充满刺激观感的时装发布比最具诱惑力的广告都更有效力。
B：从1930 年代开始起，高级订制的市场就一直在萎缩。今天据您的了解，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购买高级订制服？
G：首先，高级时装在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世界财富在增加，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富豪们都成为了高级时装的订单来源。其次，有许多顾客不是高级时装的常客，但他们是品牌忠实的成衣顾客。在一生中，他们总有些时刻，需要穿着精致漂亮的高级订制服，因此，当这种需求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考虑自己常光顾的品牌。所以，你如果问我高级时装的顾客数字，我很难确切地说出来，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品牌的顾客，只不过时不时地购买高级时装。
B：即便作为设计师的实验田，高级时装是否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G：我认为高级时装是一种服务。虽然高级时装业的技艺一直在行业中保持最高威望，但它早已不再是一个职业。如今设计师的灵感也完全可以在成衣获得实现。早在1970 年代，高级时装的王者之路就终止了，对于品牌的热衷已经不再只是属于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成为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现象。虽然直到1960 年代，人们还坚持认为只有在订制时装中才可以找到创意，但这种观点逐步被打破了。
B：Alber Elbaz 曾经提到过，许多高级时装屋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60 岁。针对人员老化问题，高级时装公会有没有相应举措呢？
G：高级时装公会旗下有许多时尚学校，除了培养设计师之外，还培养技术人员。今天，我们不仅把传统技术传授给学生，也教他们新的科技，例如激光剪裁。我们认为教育和培训是最根本的，所以人员短缺的问题不存在。
时尚业曾被严格地限制在法国本土发展，因此巴黎的时尚学院自然是最好的。但随着东京、纽约、伦敦、安特卫普等城市成为时尚中心，它们自己的时尚学院也诞生了。高级时装公会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巴黎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创意培训中心。1998 年开始，“时尚园（Cite de la Mode）”计划得以启动，它将于今年9 月开幕。在这个创新重于经营的时代，打破来自各国管理者和创意者之间的樊篱，将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是非常必要的。
B：比起过去来，今天的时装设计师显然更为繁忙。他们每年要准备更多的款式，发布更多的系列。很多设计师都认为自己缺乏创作时间。对此您怎么看？
G：我认为这取决于每个设计师的情况。有些设计师除了做设计之外，还要从事媒体和公关事务。在我看来，如果他们能专注设计，那么只要配备一两个助手，就已经足够完成所有工作了。
B：这么说，很多设计师都成了明星，比如Karl Lagerfeld、Marc Jacobs 等，您认为这不是好事吗？
G：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早在1955 年，Karl Lagerfeld就开始受到媒体的注意，这决不是坏事。总的来说，这是个个人喜好问题，Martin Margiela 就从来不接受采访。
B：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拥有改变大众穿着之道和生活方式的更大权利？
G：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或者尊严。他们拥有的只是对时尚趋势正确或者错误的认识。一个失败的系列怎么可能为他们赢得名声呢？
G：品牌会衰老，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出新品牌。在1990 年代中期，由于缺乏革新，我们的整个行业系统显得虚弱无力，国际媒体开始大肆鼓吹高级时装业的“垂死论”。面对这种情形，从1996 年开始，高级时装公会发起了新的审查制度，高级时装设计师们终于可以自己站出来选择“特邀会员”—通过他人推荐，以及有名望的品牌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我们容许越来越多的新兴品牌加入巴黎时装周。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作为新锐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后盾。有许多品牌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比如Jean PaulGautier—它在1997 年春季时装发布时成为了首批“特邀会员”之一。之后，在一轮又一轮的时装季中，Vikto& Rolf、Felipe Oliveira Baptista、Franck Sorbier、Dominique Sirop 等又纷纷加入，先以“日程表之外”的身份展露天才，接着被同行邀请成为“特邀会员”。在此之前，我们只看到高级时装品牌接二连三将成衣系列归入旗下，而在此之后，高级成衣品牌也开始为自己增加高级时装线了。这种形式使得手工业成为了工业的高端行业，高级订制成为了高级成衣的高端行业，从而终结了将同一品牌的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的设计权分别交到两位不同的设计师手里的，狡诈又荒谬的做法—事实上，在那种运作形式之下，由于缺乏工业体系，高级时装没有销路，会连带将为其提供资金后盾的高级成衣贬值。随着John Galliano来到Dior，Alexander McQueen 来到Givenchy，全世界的记者开始重新将兴趣转移到高级时装业上。这些充满刺激观感的时装发布比最具诱惑力的广告都更有效力。
B：从1930 年代开始起，高级订制的市场就一直在萎缩。今天据您的了解，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购买高级订制服？
G：首先，高级时装在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世界财富在增加，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富豪们都成为了高级时装的订单来源。其次，有许多顾客不是高级时装的常客，但他们是品牌忠实的成衣顾客。在一生中，他们总有些时刻，需要穿着精致漂亮的高级订制服，因此，当这种需求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考虑自己常光顾的品牌。所以，你如果问我高级时装的顾客数字，我很难确切地说出来，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品牌的顾客，只不过时不时地购买高级时装。
B：即便作为设计师的实验田，高级时装是否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G：我认为高级时装是一种服务。虽然高级时装业的技艺一直在行业中保持最高威望，但它早已不再是一个职业。如今设计师的灵感也完全可以在成衣获得实现。早在1970 年代，高级时装的王者之路就终止了，对于品牌的热衷已经不再只是属于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成为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现象。虽然直到1960 年代，人们还坚持认为只有在订制时装中才可以找到创意，但这种观点逐步被打破了。
B：Alber Elbaz 曾经提到过，许多高级时装屋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60 岁。针对人员老化问题，高级时装公会有没有相应举措呢？
G：高级时装公会旗下有许多时尚学校，除了培养设计师之外，还培养技术人员。今天，我们不仅把传统技术传授给学生，也教他们新的科技，例如激光剪裁。我们认为教育和培训是最根本的，所以人员短缺的问题不存在。
时尚业曾被严格地限制在法国本土发展，因此巴黎的时尚学院自然是最好的。但随着东京、纽约、伦敦、安特卫普等城市成为时尚中心，它们自己的时尚学院也诞生了。高级时装公会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巴黎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创意培训中心。1998 年开始，“时尚园（Cite de la Mode）”计划得以启动，它将于今年9 月开幕。在这个创新重于经营的时代，打破来自各国管理者和创意者之间的樊篱，将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是非常必要的。
B：比起过去来，今天的时装设计师显然更为繁忙。他们每年要准备更多的款式，发布更多的系列。很多设计师都认为自己缺乏创作时间。对此您怎么看？
G：我认为这取决于每个设计师的情况。有些设计师除了做设计之外，还要从事媒体和公关事务。在我看来，如果他们能专注设计，那么只要配备一两个助手，就已经足够完成所有工作了。
B：这么说，很多设计师都成了明星，比如Karl Lagerfeld、Marc Jacobs 等，您认为这不是好事吗？
G：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早在1955 年，Karl Lagerfeld就开始受到媒体的注意，这决不是坏事。总的来说，这是个个人喜好问题，Martin Margiela 就从来不接受采访。
B：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拥有改变大众穿着之道和生活方式的更大权利？
G：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或者尊严。他们拥有的只是对时尚趋势正确或者错误的认识。一个失败的系列怎么可能为他们赢得名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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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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