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诱惑之惑

　　不仅如此，以外资为主的出口格局还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国际压力使然的提法也是荒谬的。依靠中国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外国跨国公司攫取了最大限度的利润，支持了其母国GNP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给发达国家消费者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减轻了其通胀压力。中国外汇资金的大规模回流也有效填补了美国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用贸易顺差来压人民币升值，在道理上是根本说不过去的。

　　除了全球产业转移外，中国贸易顺差较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几年企业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包括工业用地较便宜，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税费负担较轻，民工工资升幅缓慢以及企业在环保、社会保障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等。这些低成本的因素对建设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不利的，必须在今后逐步加以改变。为此，政府在过去两年已密集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统一中外资企业的税负，收紧加工贸易政策，颁布劳动法，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良性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人民币的快速升值、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升、工资和地价的持续上涨、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贷款利息的显著增加，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生存压力是过去若干年所从未有过的。

　　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到现在还远未到顶。但实际上，在人民币已累计升值18.5%及各种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目前已没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更何况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要价是不会有底线的：如果人民币升值了18%，他们就会要求再升28%；等到我们升值了28%，他们又会开出新的价码，就像七十、八十年代他们对日本所做的那样。

　　在接触中广东、浙江一些企业已明确表示，当前的日子不好过；如果人民币再大幅升值，他们将没有能力去解决环保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能力去扩大再生产以帮助政府舒缓日益沉重的就业压力，也没有能力再去做升级换代、树立民族品牌等工作。

　　为此，政府确实应当给企业一段消化各式各样成本、解决环保、社保和安全生产等历史遗留问题的时间；尤其在适龄就业人口激增、“大学毕业即意味着失业”的关键时刻，政府应当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升值难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

　　如前所述，贸易顺差较多主要是全球产业向中国梯度转移的结果。对那些有大量进口的加工贸易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他们的影响很小。另外，从经济学角度看，顺差较多还与储蓄率较高、消费增长不够快有较大关系。而后两者主要是住房、医疗、教育、三农问题以及居民偏好造成的。这些问题与生产要素市场化一样，都不是靠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的。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加快升值的手段去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那么，贸易顺差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因升值预期强烈和热钱混入而逐年放大。

　　日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升值很厉害，但日本的国际收支顺差却一直在扩大。中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直实行小幅升值的做法，贸易顺差同样不见减少，反见猛增：即从汇改当年的900亿激增至前年、去年的1774亿和26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