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生死劫：6万家企业命悬一线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传统上会通过亲朋好友拆借或者利用民间资金。

　　通过自有资金流动，供应商一般允许赊欠、接到订单后生产、发货后大概一两个月收回货款，长期以来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过着自己“滋润”的日子。但信贷紧缩风暴骤然刮起，他们猛然发现，这招不“灵”了。

　　不灵的原因很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将其归结为五大因素：宏观调控、银根收紧、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

　　原材料涨价

　　首先在原材料上，以打火机行业为例，其原材料镱、白金、钢等价格大涨，铜从两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这样一来，要维持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遽然加大；而人民币升值和次贷危机更让企业资金链雪上加霜，“早就签好的订单，做肯定亏，不做就丢掉客户”，艰难的抉择下，部分企业选择了继续出口，利润空间继续被压薄。

　　海外“老赖”日益增多，也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居多的温州民企颇感头疼。商务部研究院根据实际调研、上市公司公告及海关等相关数据，综合得出一个估算值：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新劳动法之痛

　　不利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在新劳动合同法和节能减排等各项政策的要求下，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在一步步缩小。

　　“我们服装行业原来的净利大概在5%左右，现在可能只有3%。”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告诉早报记者，新劳动合同法把部分不合规企业原来通过挤占“员工”贡献的利润吐了出来。

　　“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对这点有深切体会。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德奇提供的一份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左右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黄德奇说。

　　银行基本停止放贷

　　银根紧缩的效应也正在显现。据知情人士透露，到5月底温州银行业第二季度贷款额度就已用光，现在各银行已基本停止放贷。

　　另一方面，温州的民间利率也在逐步走高。“据我了解，有的利率已经达到了1毛（月利10%）。”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表示，银行贷款和民间利率之间存在“杠杠效应”，银行放贷紧，民间利率自然就上升。

　　“但现在还不是民间利息高的问题，是企业根本不可能用。”吕大为分析了他想找银行贷款的原因，“以前借款主要是订单来了，借钱购买原材料，应完急有可能半个月就把钱还了。”而现在是原材料整体涨价，是维护正常生产要钱，不是应急生产，“也就是意味着借款期限必然很长，这样一来谁负担得起啊！”

　　而即使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也有着苦处。

　　“每年银行贷款那么多，也算大客户了，往年月利率只要6厘(0.6%)，今年却要8厘( 0.8%)，也许还要涨。”柳市一家大型电器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诉苦。

　　上述负责人还进一步指出，“我们配套企业一般都有数百家，配套企业和我们是‘鱼和水’的关系，他们贷不到款，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倒下，必须加快付款周期，让他们能保持生产。”

　　出路

　　企业自救 改行、外迁、引资

　　“要么在沉默中倒闭，要么自己闯出一条路。”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发说这话时，语气中透着一股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豪气，“现在是困难时期，但也是发展壮大的好时机，只有做大做强才能不怕风险。”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先是希望和银行协商能多增加一些贷款；希望供货商能在合作良好的情况下，恢复以前延期付款的模式；希望能够把自有品牌‘富康’做得更响。

　　困难依旧，但部分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们已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我们新开发了一种笔记本，图案做工上都有了些改进，现在销量很好。”小企业主吕大为告诉记者，“单温州就有30万家企业，你不可能指望政府一家家来照顾。” 

　　吕大为还调整了销售策略，出口不赚钱就不出口了，转为主攻内销。在采访他的次日，他还打来电话说，通过阿里巴巴使用网络联保，他已经贷到了70万元，有望稍微缓解资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