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无奈之手:中捷股份资金挪用再调查
与此同时,为隐藏中捷集团占用资金的事实,达到账目相符,中捷股份在2006年中期报告、2006年年度报告、2007年中期报告中分别虚增银行存款7400万元、15117.65万元、29810.94万元。
原财务总监唐为斌作为“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在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书》中被警告、处以5万元罚款。
浙江证监局局长助理蒋潇华在辖区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工作座谈会上说:“财务总监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不是董事长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服务的是所有股东,而不是一个大股东。财务总监要坚持原则,独立履职,认真遵守各项财务制度,管好公司的财务人员,管好公司资金,坚守财务真实性。”
其实,这些道理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但实际上,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没上市前什么事情都是董事长自己说了算,上市之后原来的运行机制较难改变。
“一方面,董事长习惯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征得别人的同意就自己做主,而其他人也习惯了服从,更谈不上对董事长的行为提出质疑。”上述浙江证监局人士说,民营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监事会如何切实发挥作用,有效开展工作,公司治理如何执行到位,是关键问题。
5月15日,深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对于负有主要责任的中捷股份、控股股东中捷集团、实际控制人蔡开坚及中捷股份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17人予以公开谴责;对公司其他董事、高管4人及公司保荐代表人予以通报批评;并公开认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开坚、财务总监唐为斌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月18日,包括蔡开坚、唐为斌在内的六名中捷股份高管集体辞职。
记者在中捷股份采访中发现,除蔡、唐,另外四名已辞职的董事、独立董事在之前已基本对公司“发挥不了作用”。
一位中捷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受影响最大的两个职位分别是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目前李瑞元任新董事长,原中捷股份一控股子公司的财务总监李满义,被任命为公司新财务总监。“是高级会计师、注会,承担这个责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业务也可以衔接上。”
另外四个人,两个独立董事,分别是余明阳、姚海峰,两个董事分别是单升元、汪明健。
姚海峰,据称“个性比较强一点”,因为去年10月才来公司,刚来就被深交所谴责,故而辞职。
“余明阳来的时间比较少,我们觉得他也就是签签字。开会都嫌麻烦,所以一般不到场。”中捷股份内部人士说,“单升元早就已离开上市公司。汪明健也早就不在上市公司任职,是我们下面一个子公司的总经理,在这边基本就发挥不了作用。”
在记者质疑独董几乎不来公司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行使职责时,上述人士说:“我们每次开会的资料都会传给他,一年至少来两次看一看,大部分的独立董事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独董是否能切实发挥作用,一直是市场争议的焦点。就在6月初,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部分公司的独立董事未能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在实践中充当“花瓶董事”角色。
从已披露的年报中独立董事对董事会事项的表决情况看,没有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提出否定意见或异议,也没有独立董事对表决事项提出改进意见。而从独立董事所发表意见看,其独立意见基本是套话,没有涉及实质内容,往往仅是结论性的同意意见,并没有详细的分析过程,形式化的特征较明显。
目前,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内控制度、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形式上都是健全的,但真正执行到位却很难实现,尤其是董事长被员工一直尊称为“老板”的民营上市公司。
“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执行者不落到实处也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上述证监局人士说。
挪用背后的融资困境
“企业在发展和成长的初期需要大量资金,而目前,中小民营企业银行贷款难,众人皆知,”蔡开坚在“致歉信”中写道,“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不能顺畅地得到银行贷款支持,是此次事件发生的客观条件。”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发现,从紧货币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正在使当地本就紧张的融资环境更趋严重。
“现在的银行贷款利息成本是很高的,基准利率上浮20%,这是法律规定允许的,而且贷1000万元要存回300万元的,平均一分五的资金成本,对制造业来讲都是很难承担的。”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说。
浙江当地民间借贷因此盛行。邱继宝掌管的飞跃集团,日前被曝出欠下银行和民间高达十几亿元的债务无法偿还,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高利贷,公司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5月16日,台州市发改委做了一个民间融资情况调查,结果有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当前向银行、信用社借款的难度有所加大。而在被调查的中小企业中,这一比例更高:有77%的中小企业认为,向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存在相当难度,且贷款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受调查的企业中,公开披露有民间借贷的企业占到30%。
“现在温州、东阳等地民间贷款利息五分、六分是很正常的。”一位浙江当地企业界人士说。
台州市发改委监测的数据中,今年2月,民间借贷年利率加权平均为17.42%,较去年同期上升6.07个百分点,较年初上升3.41个百分点。短期临时性的周转资金月利率更是高达30%-50%,有些甚至达到100%-250%。
另一方面,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新《劳动法》的出台,用台州当地某企业家的话说,就是“促使中国制造业优势提前十前退出历史舞台”。
“比如现在服装业,一个人创造的年产值是10万元,但新法出来后,除正常工资,一人一年增加5000元工资,相对成本增加,生存压力加大。”上述企业家说。
一位接近管理层人士表示,“在目前国家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个别上市公司股东出现资金紧缺的情况,开始打上市公司的主意,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
“确实从资金看,下面可能这样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我们在找董事长谈话的过程中也强调,作为一个公众公司要对上市公司股东高度负责任,从资本市场要求来说,既是非常明确又是非常高的。”浙江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