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年很困难很受伤 中国制造面临着生死之痛

　　“世界工厂”的体制性弱点

　　张在东莞生活了10年，亲眼目睹了这里如何成为工厂林立的世界工厂。尽管体制性弱点在东莞的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但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与大多数温州人不同，多数工厂都有品牌。而张本人仅仅只是初中毕业。即使停工，张也时常开车去长安镇逛逛，躲在林立的本土广告牌后面，一楼依旧是喧嚣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外贸销售公司。你只需要走上几个店铺，然后招聘几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扎堆的元件中挑选好所有的零配件，然后可以在自己的院子里组装。

　　张每天都在工厂待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从一个破产者手中买来的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他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长安镇遍布，在这里，只要你的质量好、有信用，价格足够低，送货及时，你不愁找不到买家——在很大程度上，张是恶性竞争的牺牲品。和张一样，镇子上盘根着超过3000个类似的竞争者，他们将成本压榨到极致，人们就是靠着关系、质量和信用，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生产。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新劳动法实施后，人工费用加上原材料上涨，仅仅这两项企业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产成本，而品牌却毫无溢价能力，一些工厂只能关门大吉。

　　世界工厂的中枢，东莞企业数大概有3万左右，台资、港资合起来大概占东莞企业的一半，台资大概8000家左右。一位已经在外地设厂的台商告诉记者，最近大概有2成左右的东莞台资企业在东莞消失。在经历一连串大幅汇率升值之后，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工厂将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通胀输出地。在持续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之后，中国价格作为无可比拟的基准采购价格——于2005年末开始上升。尽管，同比涨幅一直较为温和，但最近涨价的呼声却较以往更加迫切。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突然离开，有的是到越南设厂，有的是转向内地，留在东莞当地的企业则力图转型，做品牌，转向内销。但这需要强大实力和时间做支撑，一些规模小，过去拼低廉劳力成本的中小台资企业多半熬不过这个严冬。间或出现的卷款而逃的事件大概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JP Morgan)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在去年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行业手中。”

　　中国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者

　　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及上海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一直以来作为纯粹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小。研究指出，将中国加入自己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比仅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公司更具竞争优势。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近两成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一些新的投资者不再将中国视为最佳对象基于以下自然的考虑：费用的增长和各家公司追求投资多样化的自然倾向。在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一半以上或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70%受访公司认为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而52%的公司指向工资成本上升。白领经理和蓝领职工工资分别上涨了9.1%和7.6%。33%受访公司认为，另一个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是员工流失。

　　迄今为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诞生了世界上运作效率最高的工厂组织，这些工厂以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优势和绝对的低价格取胜，尤其是上海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和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花费增长迅速。厂房租赁和办公用地金额飞涨，工业用地的短缺，各种设施的费用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劳动法实施后工资额的高涨以及不断攀升的工业产品价格。尽管从内地到沿海地区来打工的人数众多，工人的工资数年来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管理层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中国也日益被自己既往的成功所戕害，这种建立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模式，很难培养和招募技术性人才，从财务主管人员到懂得国际化生产技术如“六希格玛管理理论”和“精益生产”的管理者。由于没有足够的合适人才，导致了猎头业的泛滥和工资的飞涨。中国无疑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者。比如每年生产1.8双鞋子的鞋业生产者乐源，工资疯长的局面让其亦难以承受，尽管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高工资效应，但每单位劳动力的费用还是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虽然在越南和印尼，工资水平也在涨高，但比起中国沿海地区，还是低了35%。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双鞋的产出需要200人参与制作工序。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则是继续向中国内陆地区投资，那里的各种费用远比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便宜。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在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在中、西部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14万亩的工业用地费用，其土地出让金可以被人为减至1.4万亩。以1.4万亩将土地拿下后，企业再按照接近1.4万亩的价格抵押给银行，企业的投入基本为零。中国的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向这些穷乡僻壤进军，一小部分外国企业也尾随其后，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