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年很困难很受伤 中国制造面临着生死之痛

　　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迁徙是许多企业选择的进化方式。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这些企业比比皆是。这种趋势显然直接改变了江西鹰潭当地的面貌——在荒山野岭之上的鹰潭少有平地，为平整工业园，在5天之内爆破了市区内的5座巨大红石冈，将之夷为平地。这项工程开创了当地快速施工的新纪录——35万立方米土石方量在5天内被奇迹般地爆破与转移了(这个数字接近6000个标准火车货箱的装载量)。为了迎接接踵而至的温州商人，在当地的报道中，一位市长在春节团拜期间，5天之内走坏了一双皮鞋。这种热情好客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温州人之前在故乡及其他新兴内陆重新建立制造业中心的遭遇。

　　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远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

　　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陈破釜沉舟式的决然引来了不少效仿者。温州市铜产业协会会长冯茂勋权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贵溪，连同他一起转移的还有当地4家规模很大的同类企业。

　　陈并非孤独的外迁者——根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温州人的聚集效果明显而直接——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鹰潭工业园区的业务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戏剧性地在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上交税金四项指标增幅在该省排名第一。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正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上行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节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内地办厂会促进较贫困的中部地区的发展。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会增加运输费用的消耗，但这一不利因素可以被劳动力和设施的低费用来补偿。英特尔是其中之一，2004年在成都投资5.25亿美园建立了芯片工厂，并将之作为1600公里以外的上海工厂的补充。作为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运输费用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传统行业而言，从内陆地区向美国和欧洲地区出货的费用太高。这些地区，成本上涨的同时，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这些对于东莞这类传统制造业地区而言，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德学认为作为一般供应商，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利润和产品附加值，东莞制造业要向高层级供应商转型。高层级供应商在领导厂商与一般供应商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究项目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但东莞的工厂大部分只是低层级供应商，相对居于附属的地位，他们一般缺乏核心技术、融资能力较弱，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挣的只是整条利润链中最少的一部分附加值。他们可替代性太强，一旦成本优势被取代，就会遭遇行业危机。

　　在东莞当地，生益科技已经成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佼佼者。其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覆铜板行业的领头羊，同时也已成为东莞本土在国际上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覆铜板产量已经从由当初的年产6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500多万平方米。独立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CTI玻璃纤维基覆铜箔层压板，由于环保指数高，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成为欧盟环保指令最大受益者。

　　此外，生益科技还利用自己的衍生优势，进军新能源行业其控股的连云港东海硅微粉公司具有年产2.8万吨的产能，其行业垄断优势相当明显。而硅微粉是太阳能产业上游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硅微粉生产能力，硅微粉供不应求。随着光伏产业风起云涌，太阳能电池原材料多晶硅价格暴涨，促使硅微粉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硅微粉呈现出供不应求局面，硅资源拥有者尽享超额利润。生益也得以从简单的价格战中幸免，独享高额利润。刘德学认为以生益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或者就代表着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