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大多穿过大朗毛衣 羊毛衫名镇成长之旅

　　1987年，已经在工厂里当车间主任当了好些年的叶暖深明显地感觉到，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先工人是清一色的本地人，而到了1987年，大朗很多工厂都活跃着外地人的身影，各地方言逐渐在大朗的工厂里蔓延而开。“这一点也不奇怪，工厂多了，本地人根本不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南下广东”已成了当时的一股潮流。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最先到大朗的是广西、湖南、四川人。类似接力棒般，外地人如同当初本地人学习香港人一样，首先在本地人的手下学习毛织机器操作，也学习本地人的管理经验。渐渐地到了1994年，外地人开始在毛织厂里做起了师傅和部门主管。本地人则慢慢地走出了工厂。

　　也就在1994年，在毛织一厂当了十多年车间主任的叶暖深揣着赚来的十多万块钱，离开了毛织一厂。“我算是离厂比较晚的了，很多本地人都是在1988年左右就离开了工厂，拿着赚来的钱，自己另带徒弟，开起了毛纺织加工作坊。”回忆起此事，叶暖深至今仍觉得后悔，如果早点离厂，或许后来就是另种结局。

　　历经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朗不少农户成了“万元户”、“10万元户”。有些人则走出外资毛厂，利用在外资厂打工学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自己购置手摇毛织机，从外资厂拉回毛线，办起家庭作坊式的毛织厂。一条村、整个镇，由十几家逐渐发展到几百家。从给人打工，到给人加工，到自行组织生产。

　　由于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港资企业逐步把生产环节转移给本地企业，转而主要从事接单外销。本地人办的毛织产业逐渐在大朗形成，主要以毛织品来料加工为主，属工艺简单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普遍都是“兄弟档”、“夫妻店”、“父子厂”。大朗民营毛织产业以“来料加工”业务起步，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1996年，位于大朗镇中心区的巷头村，全村总户数1109户，个体私营毛织企业就有200多家，村里建起了毛织工业城，成为有名的“毛织村”，成为大朗镇重要的毛衣生产基地。叶暖深清楚地记得，1996年的一天，他途经巷头村的一条道路时，突然发现这条只有两三公里长的道路上却有几百家毛厂招牌。如今这条道有了新的名字———毛织大道。

　　另辟新径“织到落”

　　陈贵德的兄弟作坊就设在两间平房里，那里曾是他的婚房。陈贵德的毛织作坊也是从港资毛厂接订单，帮人加工开始做起。1988年，陈贵德又花了10多万买了36台花机。机器多了起来，平房里拥挤不堪，1989年，兄弟两人租下了巷头原生产队的办公楼，将机器搬了进去，也取了个新的名字，南华毛织厂。

　　最开始只有织机，到1989年购进了缝盘。多样的机器，也使得南华厂从原先的加工作坊，变成了集缝织、洗水、烫熨等后整工序在内的一整套的加工厂。当时大朗人俗称全套加工为“织到落”。

　　从1989年到1992年，南华厂都是一整套地帮人家加工。

　　雄心勃勃的陈贵德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帮人加工上。1993年起，“织到落”的加工做熟了以后，南华厂就开始尝试做内销。“当时的市场跟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只要你有货什么都能卖。现在20块一件的衣服那时卖到六、七十块”。陈敬东在回忆一次广州卖毛衣的经历时，用“只知道数钱”来形容。装了1千多件毛衣的面包车，车门刚开就被抢购一空。

　　从1993年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那是内销最好做的黄金岁月，只要你手上有货就能卖。当初南华厂在办公室内挂了一张中国地图，凡是产品到达过的地方都会挂上一面红旗。除了西藏、新疆、贵州、陕西这几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插满了红旗。那个时候南华还生产自主品牌宾达。“只要搞服装批发的人就没有不知道南华的”，陈敬东说。

　　陈贵德回忆，那段时光也是最累的。南华厂里所有人整个生物钟都是颠倒的。1995年的时候厂里已经有400多名工人了。织机白天做，后整晚上做。做不过来，还把货发到其他厂，让他们去做加工，自己做后整。就这样，南华厂一天可出两万件货。1996年，南华厂搬进了现在的两栋厂房，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现又拥挤了。当南华厂再次想买地建厂房时，旁边的地早已被另一家毛厂购买了，只能是隔着买地了。

　　◎港企衰落

　　百余港企逾半不支

　　1994年从毛织一厂出来后，叶暖深花了6万多元买来30多台机，包括装修费共花了10多万，还请来了18名工人，在他家的两间瓦房里开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毛织厂。一般的家庭作坊主要是帮港资毛厂加工，其中大部分又是帮毛织一厂加工。“那个时候，大井头这边家家户户都是毛厂。我们7兄弟就有4个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