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吗? 中国制造遭遇困境

在事业起步之初，这种缺乏雄厚资金的家族企业的发展是缓慢的。直到1975年，作坊主吴老三才召集了兄弟加入，将家庭作坊扩展成一个雇员20多人的小工厂，在随后的20年里，这间工厂在规模最大的时期也只有300名员工。如果不是因为香港的客户要到大陆来设厂，并且邀请他们前来配套的话，吴家的工厂也许会一直留在台北，并且一直维持着这种规模。然而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时代潮流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东莞，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副总经理，是吴氏家族年轻的第二代接班人。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开始吸收下一代进入管理层，说明它至少度过了家族企业通常会碰到的扩张和继承的两大危机。

进入大陆的决定对大多数台资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制造业巨无霸，比如遍布各地的富士康企业，占地动辄数以千亩，职工人数以万计，但在10年前，它只是台北名不见经传的一间中型企业。和富士康相比，吴家在东莞的五金厂规模当然要小得多，但较之15年前在台北的时候，规模也已经扩大了10倍。

1990年代初的台湾还没有向大陆开放投资，许多台商必须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才能完成投资。至今，许多台商投资的企业的工商注册信息上，仍然标注着港资的字样。吴氏的五金公司也不例外。这种变通的策略，一方面表现出华人企业家精明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寻找成本洼地的资本转移是难以遏制的潮流，资本的意志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或政府的意志就停步不前。

这种变通的痕迹在台商公司的选址上也可见一斑。最早进入大陆的台商工厂，大多位于和香港比邻的地区，深圳是最早的跳板，随后是东莞和广州地区。而当1998年吴氏旗下的上市企业需要在大陆投资一家专门生产笔记本电脑散热模块的工厂时，吴氏和客户的眼光都已经从东莞转移到了昆山。

1990年代末，IT产业兴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台湾成了全球的计算机制造基地，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计算机制造商又像急着在夏天之前飞往北方的候鸟一样，坚决地从台湾转移到了大陆。昆山迅速集合了仁宝、广达、业达和宏碁这样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商，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吴氏新厂的厂址只能跟随大厂的脚步，落脚在昆山。

吴氏企业40年内兴起和迁徙的轨迹，就是制造资本两次全球转移的见证。

失败者各有原因，但成功的故事听上去总是非常雷同。珠三角和长三角无数民营企业家都像1970年代受益于制造业第一次全球转移的台湾吴氏兄弟一样，是从1990年代的制造业第二次全球转移的浪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

这样的故事，到今天还在发生。

刘氏作坊能否变为刘氏企业？

塘厦镇与深圳的龙岗区毗邻，老刘开着一辆浅绿色的富康车，送我去深圳。

老刘曾经以开出租车为生，现在的身份是一家五金加工作坊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没有丢掉运输业这个老本行：在深圳和东莞的小镇街头，所谓的“黑车”比比皆是，老刘就是车主之一。

他指着吴先生的厂门解释说，自己只为熟悉的客户送人。他拍打着自己的方向盘说，这辆富康是他刚刚买来的二手车，花了3万元钱。他以前开的是一辆奥拓微型车。

老刘熟悉的客户中有好几家五金厂。但他和这些五金厂合作可并不仅限于的“指定用车”，他还承接那里流出来的订单。在他的加工作坊里，四个工人和两个学徒两班倒地工作，从事一种线切割的工艺。

这些来自海外的订单本来的目的地，是在东莞各乡镇的五金厂，但和30多年前的台湾一样，这些五金厂的产能，不足以完成全部的订单任务，只能再次将订单外包到老刘的作坊。

听了吴氏家族的发迹史，也许不由得要对老刘另眼相看：只要假以机会和时日，谁知道这位黑车司机不会变成刘氏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呢？

老刘的作坊是和两个朋友一起投资的。他们购进了两台台湾生产的线切割机，每台价值68万元。对老刘来说，这是一笔大投资，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风险存在。他的作坊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不缺订单，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6万元的毛收入，而平均每月毛收入也有12万元。

成本包括辅料、工人工资和折旧占到毛利的一半，理论上老刘每个月可以坐收2万元的纯收入。但实际上，他拿不到这么多，其中的诀窍，他从车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指向接到两边掠过的比比皆是的挂着“线切割”招牌的作坊，说，竞争很激烈，要接到订单，必须给五金厂的负责人回扣。

回扣的内容包括现金、吃饭、卡拉OK和桑拿。扣除这一部分的开销，老刘最终能从作坊中拿到的利润大概是1万元左右。

如果老刘想把作坊变成家族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需要充足的订单，人工、房租甚至电费都不能涨价，他还必须克制个人消费，才有可能逐渐积累起扩大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作为一家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小作坊，资金周转的速度至关重要。他手头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付各种开销，才能维持小作坊的生产能力——这是刘家作坊成为刘氏企业的关键所在。

很难判断老刘是否具有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开拓精神。总的来说，如果不是有些客户拖欠他的加工费的话，他对现状会相当满意。他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国家政策能不能惩治这种拖欠行为。有些欠款一年前就应该付给他，但拖欠至今，最大的一笔已经累积到了50万元之多。对方是东莞最大的五金企业之一，本来是老刘最重要的客户，但现在老刘尽量避免接这一家的单子。

和30多年前台湾的吴氏作坊相比，东莞的刘氏作坊似乎面临着困难得多的局面。也许大多数五金厂并不是有意要拖欠老刘的加工费，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许多海外客户延长了付款周期，刘氏作坊上游的五金厂也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在淀山湖镇，一家为电脑制造塑料外壳的企业最近倒闭了，原因是下游的客户付款周期拉得越来越长，导致企业资金运转不灵，资金链断裂。这让老刘的企业家前景黯淡了许多。

在旺季，郭先生管理的昆山工厂一个月要生产出价值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产品。可惜并非每天都是旺季。有些时候，接单子其实意味着亏损——但他们不得不接下这些单子，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他们希望能够撑下去，度过严酷的冬天——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退出惨淡的竞争。

这和动物世界的规则并没有两样：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羸弱的成员都已经死去，生存下来的将变得更加强壮，并且获得了繁衍生息的机会。

和动物世界不同的是，想要生存下来的企业不能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它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便在竞争中获胜。这一点是刘氏作坊致命的短板。

走，还是不走？

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能再次从中国移出的历史关头，从作坊起家的中国企业家中，有人像幸运的吴氏企业一样，已经部分完成了升级，但大多数还在苦苦支撑，寻找转型的可能。

2008年俨然成了制造业的寒冬。为了躲避寒冷，台商的做法各不相同。

出走看上去是最简单的选项。郭先生和吴先生的一些朋友已经选择了出走，典型的方式是关掉厂子，遣散工人。少数人选择了一走了之，抛下厂房和债务复杂的烂摊子。

粗略估计，珠三角和长三角各有100万台籍人士，在大陆工作的台籍人士共有300万之多，大多数从事出口加工或贸易。在这个同乡和同业关系组成的人际网络里，不仅容易形成共同的话题，而且容易形成共识。昆山的郭先生和东莞的吴先生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他几百万人也一样。

郭先生不打算走，反而在追加投资。他刚刚在工厂附近买下了一块70多亩的地，打算扩建厂房。新厂房的面积将是老厂房的两倍。产品的利润率越压越低的情况下，维持收益的唯一秘诀是增加产能，薄利多销。

当然，这样逆势操作对他的资金链将是严峻的考验。而且，钱不是唯一的问题。昆山的地价在两三年以前还不到9万元一亩，现在已经涨到了20多万，但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地。地方政府希望引进的是世界500强，或者成长性好的高科技企业。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希望进驻或者扩大产能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已经感到地方政府的热情在下降，壁垒在增多。行政之手正在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产业和厂家，试图避开新一轮制造业全球转移可能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郭先生最大的客户在询问他有没有兴趣到印度去开厂，DELL在那里也有一家组装厂。但更多的电脑生产商仍然集中在昆山，因此，尽管土地越来越贵，招不到工人和缺电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但继续留在这里看上去仍是唯一的选择。

从头来过并不简单。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仁宝将在越南投资5000万美元，生产电脑，这是台商圈子里听到的最大的一笔投资。但郭先生这样的中型配套企业，并没有做好离开大陆的准备。他们对越南的劳动力供应、基础设施、政府效能和语言隔阂，都抱有重重疑虑。到内地去？便宜的低价、人工和宽松的政策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三年以后，那里难道不会重复长三角和珠三角今天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