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大量企业陷入危机 面临倒闭

    “削藩”之后，市和镇之间利益博弈的对象是减少了，吃饭的班子数量压缩了，但现有冲突的根源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改变现实行政区划格局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把市、镇、村和组之间的利益协商统一起来，通过创新制度设计的思路，从短期效应、中期效应、长期效应三个角度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水平？

    对此，李智勇建议，通过镇、村和组之间的充分协商，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对现有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权进行合理评估，相对确定不同区位、不同用途土地收益权的流通方式，然后对土地上的房子进行成片改造，以科学规划、相对集中、合资建设、统一管理、按股分利的方式，把分布于同一个镇内部不同村组之间同一行业的工厂集中起来，在某一个相对优势较为明显的村搞主题工业园区或生活园区，这样，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进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再进一步推进优势产业的集群优势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把单一企业需要支付的边际成本变为同类企业的边际成本。

　　如从治理污染的角度来看，就会把原来不同企业不同源的污染变成了同类企业的同源污染，把原来不同企业自行解决的治污问题变成了一个主题工业园区的公共治污问题，大大降低了大批同类企业的治污成本，提高了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水平，收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这样一来，资源利用的机制得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制约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冲突就会迎刃而解，整个东莞的资源配置就会更加优化，这不就自然而然转型了吗？”

    11月20日，广州火车站广场熙熙攘攘，32岁的刘建昌和几个老乡围坐在几张报纸上，等着坐几个小时后开往武汉的火车，周围放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刘来自湖北仙桃，过去的3年多一直在广东中山的鞋厂打工，往年年底，都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加班加点活都做不完，但今年，不到9月厂子就没什么活干了，半个月前，香港老板决定关厂。由于离过年只有两个月，在结清了工资之后，刘决定先回家，年后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出来。而他的两个同乡则是因为厂里“活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再干下去没什么意思”，也决定辞职回家。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刘建昌们做的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一般企业都是下个月底发这个月的工资，因此现在即使找到工作，到年前也可能拿不到钱，况且到时候火车票很紧张，不如现在就回去。”

    近几个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和刘建昌一样提前踏上回家路途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据湖北省总工会最新公布的数字，湖北省提前返乡农民工增至70万，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8%。在近期回流人员中，因企业关闭、停工、歇业回流的达33万余人，占47%；因企业降薪回流的达9万余人，占13%；因土地转流和其他原因回流的约11万人，占15%。

    与民工返乡潮相辅相成的，是企业的倒闭潮。国家发改委此前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东莞市玩具协会副会长王志光认为，现在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业经营，不过再过两年，能活下来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业会倒闭。一时间人心惶惶。尽管不断有各级官员出面辟谣，呼吁人们增强信心，但不时传出的大型企业倒闭新闻、下降的GDP增速和国家出台的刺激经济方案，都让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有一丝“大事不妙”的担心。

    在经历了近30年顺风顺水的大发展后，中国制造业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

    都是金融危机的错？

    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倒闭。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

    当时，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人手，这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一记警钟。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几年，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

　　在2007年7月1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目录规定，自2007年8月23日起，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直接引发港资企业的强烈反弹，他们在香港工业总会的牵头下派代表进京联合申请暂缓执行。彼时，就不断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

    而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在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0%左右。这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费降低，这使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盈利大户到微利，甚至亏损、倒闭。

    由上可见，因为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困境早已出现，并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呈日益恶化的趋势。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没有倒闭？

    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定价权。中国制造的只是普通的鞋，或只是为耐克等名牌代工，在这个领域，中国面临许多国家的竞争，价格自然上不去。利润低，抗风险能力自然差，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波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苹果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中国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中国是世界工厂”，“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产品”，这些话时常挂在很多人嘴边。但是外国人使用的中国产品，多是鞋子、衣服这类缺乏技术含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中国设备投资的2/3还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

    这样一种制造业格局，使得很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我国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我国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

    近期的美国金融危机，确实使美国人的消费需求减少，订单因此缩水，很多企业开工不足，因此，金融危机现在成了很多公司乱投资、盲目扩张的替罪羊。但充其量，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制造业企业被淘汰是迟早的事，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在危机中转型

    金融危机为中国制造转型创造了良机。在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的口号，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不转型不能生存时，转型才可能实现。

    但这也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谁都知道更新换代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的“腾笼换鸟”、“双转移”只是一种美好愿景，本就缺乏实质性内容，但现在倒闭潮一浪接着一浪，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稳住这些企业，是中国现在面对的一个天大难题。毕竟在中国当下，经济增长承载了太多本不该承载的政治和文化内容。

　　而且，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官员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多少讨论和共识。因此，危机的到来使大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企业没有准备好过冬的棉衣，政府也一样茫然，本能地希望有人能指点迷津，一夜之间回复昔日的辉煌。

    在此情势下，过去几年被反复提及的产业转型基本销声匿迹，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保增长”。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将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继今年8月1日起中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调整将再次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提高到14%。

    11月21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又发出通知，暂停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以缓解加工贸易企业资金压力,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于是，过去几年以推动产业转型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在全球经济下滑累及中国出口之际，通过政策回调保出口适度增长有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制造的根本出路在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东莞调研时强调的：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中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