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大量企业陷入危机 面临倒闭

    应该承认，尽管目前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倒闭，但相信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长期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劳动力的素质高，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完善，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对企业来说未必划算；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庞大，而目前被认为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如越南、柬埔寨、东欧等地，国土狭小，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转移工厂也很有限，这注定了有大量工厂要留在中国。唯一在劳动者数量上和中国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劳工权益、土地、环保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灵活性明显。

    这就说明，中国从廉价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转型到高端产业结构的机会并不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加工业，中国旋风过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废墟并非指日可建，因此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谈判的筹码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一半以上，其中石油占1/4，主要是出口资源，几乎没有工业品可供出口。20年后的今天，出口产品中90%以上是制成品，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在当下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无论如何，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如果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

　　如果我们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又全面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那么转型只会沦为口号。因为危机时人们无暇搞转型，顺利时转型似乎又没有必须。

    因此，中国制造的长远危机，不是出现了企业倒闭潮和经济速度的放缓，而是津津乐道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从而甘于产业链低端的地位而不思进取。如果我们继续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号，继续一门心思去和外国打贸易战、满足于不断扩大出口份额，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浑然不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高低结合的中国战略

    一提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很多人就想到高科技，认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应该全面淘汰。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很多人想起美国经济，就想起微软、Google或金融衍生工具，但事实上，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1/4。1987~2005年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了94%，而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只增长了38%。在过去十多年中，制造业在美国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虽没有变，仍为约20%，但美国制造业的面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采纳新技术的步伐不断加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资助的研究显示，早在1998年，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计算机局域网、即时库存管理等技术在美国制造行业中的普及率均已超过50%。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品中有12%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出货，在所有工业部门中比例最高。2002年，美国国家先进制造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制造业仍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发动机”。

    制造业在90年代的复兴，对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直接贡献体现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制造业本身不仅是高新技术的“消费者”，更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人”。199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增长速度超过了服务业，在工业界总研发投入中一度占据了80%的份额。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在信息技术上投资数千亿美元。制造业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奔涌的高技术产业大潮背后的驱动力。

    而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无不拥有非常先进的制造业。日本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多是日本人自己不做的东西，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来，日本的工人们就可以腾出手来从事科技含量领先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产量上的压力，他们安心于质量上的领先和技术上的超前。

    当然，从造鞋、造衣服直接跃升为造电脑或做金融，这样的成功经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对中国而言，现实的做法是立足制造，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实现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未来仍然会有大量企业制造衣帽玩具，但应该有部分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独家技术，有相当部分企业从事医疗器械、机床、飞机等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这样一种立体化的制造业格局，才是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

    对于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制造业的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就业，因此多数地区仍然要尽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学家樊纲就认为，中国要不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应当予以肯定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贬低了中国，中国应当成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国成为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否则，几亿农民进城干什么？中国一定要好好做一个制造业大国。

　　同时，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的基础是知识，它创造价值的方式不是靠体力劳动的投入为主，这就意味着它能承载的就业人数十分有限。在每年新增劳动力以千万计的中国，“往高处走”的产业政策还需要一个牢靠的社会政策作为依托，否则“和谐社会”必然无从谈起。可以想象，一个有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一定是一个“高低结合”的经济战略和社会战略相妥协的战略，而这样一个战略怎样设计，历史上的确还没有先例可以参照。

    我们为什么搞不出Windows？

    对于产业转型，一般的看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提高科技和知识的含量；二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

    从第一个层面上看，在中国，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并没有明显成效。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并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事，也不只是靠增加一些经费和投入、领导重视一下就能实现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整个社会氛围。

    中国久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这种统治制度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创新行为的发展。其中心思想就是以牺牲个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来满足整个社会稳定和谐。

    当然，这种思维定势日本、韩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一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我们不同，二来他们有专业精神，有对细小进步的执著，所以即便它们产生不了美国式的激进创新，但可以使学习和创新成为企业员工集体性的日常行为，而不再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专门工作，从而产生渐进性的创新。

    中国投资给软件产业的人力、物力、财力远大于美国的微软公司，可为什么中国搞不出Windows操作系统？1980年代中国的计算机无论是软件技术还是硬件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人家有8086、单片机，我们也有8086和单片机，人家有PC-DOS操作系统，我们也有，国人还编写了UC-DOS，把人家的东西成功汉化。中国人甚至成功研发出中文文字处理系统WPS。可是20年过去了，距离越拉越大。这是为什么？权力本位的文化缺乏对创新精神的尊重和鼓励，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内需方面，内需其实不用“拉动”。“内需”人人有，关键在于口袋里有没有钱，有点钱了敢不敢花钱。长期的低工资与低社会保障政策使人们不敢消费。

    近年，中国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总额有所增长，但这部分出口大多是外资企业创造的，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这就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中国。

    反观新近出台的刺激经济“十项措施”，除了第八项以外，基本上完全是项目投资。这些投资项目，并不直接惠民，因此最终对拉动整体消费水平的作用有待观察。其根本出发点只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并未着眼于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大体上是外向型经济企业剩余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明显高于原来的水平。

    要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升内需，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反思和变革，而有无改变的勇气、能否彻底告别行之经年、因循守旧的击鼓传花式发展模式，是中国制造业突围的关键。

　　在世界经济步入萎缩的冷风吹袭下，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低增值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不断传出倒闭关门之声。据报道，今年以来内地已有逾6万家中小企结业。香港中小企业协会统计也显示，目前珠三角6.7万港企中，已有1.5万家失去联系。

    孤立看待上述数据，并不能反映中小企经营状况，因为中小企平时亦常有倒闭。关键是与上年比较，珠三角港企结业数量增加了10%。如果包括内资，珠三角企业结业宗数更是同比增长15%以上。

    不过，在内地有关统计上，公司倒闭量与往年比较未有明显增长，而企业关停量则有较大上升。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防止企业欠薪卷款而逃，往往在企业倒闭前进驻公司或封厂，目前有相当部分企业处于关停状态。但实际上，关停之后的结局仍然是倒闭。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为避免支付遣散费，都不敢裁员，但随着订单的减少，盈利越来微薄，不少企业只有变卖原料或设备来周转，亦有企业卷款逃逸。业界估计，未来一年，倒闭和“光荣结业”(不欠薪金、不欠货款而关闭)的港企，将达珠三角港企总数的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