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西北一棉 纺织3女工演绎的一厂曾经的辉煌

　　和赵梦桃的相处是一段温馨的回忆。当时，对于翟福兰来说，长她两岁的赵梦桃完全像一个大姐姐。

　　在翟福兰的记忆中，赵梦桃是22岁结的婚，丈夫就是本车间的一位工友。当时，为了不耽误工作，赵梦桃提出3年之后再生孩子。后来，赵梦桃患了子宫癌。住院期间，1963年4月27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咸阳召开表彰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代省长李启明宣布授予赵梦桃“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的共产党员、先进工人的典范”光荣称号。人们把最美好的诗句，献给这位被誉为“纺织战线的骄傲”的普通青年女工。著名作家魏钢焰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红桃是怎样开的》，引起了轰动。她的事迹感染和激励着无数青年的心，她的形象成为青年崇敬的榜样。

　　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因病去世。

　　“梦桃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纺织工人。有人认为，西北国棉一厂的历史最为辉煌的记载大都与赵梦桃息息相关，西北国棉一厂在纺织业内曾有的旗帜地位，有很大一部分都应该归功于赵梦桃。而在西北国棉一厂里，至今矗立着赵梦桃汉白玉塑像。

　　副总理回厂还进车间干活

　　吴桂贤是河南巩县人，同样是儿时逃荒到了陕西咸阳。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吴桂贤只有13岁，她在面试时，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待各项考试都结束后，却又泄了只有13岁的底，差点被拒之门外。吴桂贤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哭着不肯走，工厂只好收下。

　　吴桂贤刚进厂时，和赵梦桃在一个组。1953年翟福兰进厂，她已经被调走。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赵梦桃病重住院，吴桂贤又被调回来，任“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

　　这个当初被破例招进西北国棉一厂的“童工”，此后竟然一路做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文革”期间，吴桂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9月奉调中央，以代表工人阶级、补充新鲜血液名义，被安排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卫生部、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工作。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1988年，吴桂贤受邀南下深圳，任深圳鸿华印染厂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1989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组建并任深圳外贸集团、进出口公司工会主席。1994年退休，担任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专职于公益事业。

　　今天，不管人们怎样评议，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吴桂贤的人生遭际堪称传奇。

　　在西北国棉一厂工作20多年、现在受邀撰写《吴桂贤传》的李文德老人说：“吴桂贤的骨子里是个愚忠之人，毛主席怎么说，她就怎么干，毛主席说的就是真理。她站得不高，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她无野心。一切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共产党的典型纺织工人。”

　　据了解，吴桂贤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每逢开会，年龄最小的她经常一言不发，当问到她时，她就回答：“没意见”，或者“前面的老同志都说得很好”。

　　现在，人们对于吴桂贤的这种表现和作为有两种理解：一是这个纺织女工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挺朴实，很实在，很尊重老同志；另一种则是：此人根本就是个不称职的副总理，只能以“没意见”、“前面老同志说得很好”等浮词应付。

　　李文德认为，这两种理解应该都是有道理的。“从吴桂贤本身的智能、工作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来看，她就是一个纺织工人，她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以一个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走进了政权高层。她的副总理之位，并不是自己求来的，甚至可以说，她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个副总理。”

　　李文德透露：1974年9月，吴桂贤在北京突然听说要让她当副总理，她对跟她谈话的周恩来总理说：我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能力，我驾驭不了。你要是让我当个纺织工业部部长我还敢试试，因为我懂纺织。副总理的担子太重了，我怕担不起来。总理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是主席定的，人大任命的。吴桂贤后来还提出：你让我先从县委书记学习，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学习，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长，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学会当领导的本事，我再当这个副总理。但都没有得到同意。

　　特殊的历史时期，决定了吴桂贤走上了副总理的岗位。吴桂贤任职副总理期间，她的工资还是从西北国棉一厂发，每个月74元钱。而且，应她本人要求，她每年有两个月要待在西北国棉一厂。

　　李文德认为，吴桂贤的政治传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文革”结束后，吴桂贤受到了一些非议。有人说她反周总理，有人说她派专列送孩子到北京去治病，这些在她看来莫名其妙的责难，甚至登到了会议简报上。1977年，吴桂贤主动请辞国务院副总理。得到批准后，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和姐妹们一起上了当晚的夜班。

　　翟福兰说：“吴桂贤从中央回来之后，她本人的意愿还是回小组。但是厂里没有让她回小组，而是去了清梳车间。但我们下班后见到她，还是该说就说、该笑就笑。姐妹们在车间门口找到她，就喊：桂贤，走，洗澡去。吴桂贤说‘我没拿东西’。拿什么东西，我们拿着，走吧走吧。洗着澡，姐妹们对她说：你看，回来洗澡还有人给你搓背，在北京洗澡谁给你搓背呀？还是回来跟咱们在一块好吧。她说：就是，还是和姐妹们在一块好。”

　　翟福兰觉得，吴桂贤到中央走了一圈，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

　　吴桂贤回厂几个月后，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8年受邀南下深圳。

　　“其实，这几年吴桂贤每年都回陕西咸阳，到西北国棉一厂来看看。回来就把我们一群老姐妹叫到一块聚一聚。她今年夏天回来过，可惜我当时不在咸阳，没有见到她。”翟福兰说。老劳模叹息：没有国棉一厂了

　　翟福兰的人生，自然没有吴桂贤那样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但也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从1956年开始，翟福兰年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72年起，连续九年被评为厂级标兵；1978年被中纺部授予全国纺织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翟福兰还当选过省委委员，问她什么时候当选的，老人说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老人对自己什么时候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却记得特别准确，“吴桂贤去中央以后，王西京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我后来接了王西京的班，成为赵梦桃小组组长。”

　　西北国棉一厂厂志中称：截至1981年，翟福兰进厂28年完成了33年的生产任务，增产节约多达217622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次改制组建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时，包括翟福兰在内的很多退休职工，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购买股份，帮助工厂筹集资金。“在当时知道厂子有困难，厂里没有强制，但我们都没有多想，打水漂的可能好像也没想过，工厂有困难，大家都有责任和工厂共渡难关。”

　　如何看待西北国棉一厂政策性破产呢？

　　老人长长叹了口气，说：“一厂破产了，一厂再没有了，没有国棉一厂了！”

　　翟福兰的大儿子在陕西第二毛纺厂，也下岗了，现在给别人开出租车，“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我没有问过，也帮不上忙。老二是个女子，在二棉，小儿子在咸阳市五金公司，都下岗了，自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