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西北一棉 纺织3女工演绎的一厂曾经的辉煌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认识是清醒的。当化纤厂成了一个无底洞之后，省政府的《会议纪要》落到实处的难度很大，化纤分厂和国棉一厂正式分离的举措，也阻挡不住追债者的脚步。

1996年，纺织行业面临鲜见的危机，减产压锭。西北国棉一厂也一度变得极其脆弱，出现了建厂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高达3800万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四成。

次年，随着各方努力，纺织形势好转，但化纤债务仍如附骨之蛆，完全吞噬掉国棉一厂所有的利润。

张登社说：“那是一段阴云蔽日的岁月，我们工厂欠债太多，有时，厂里的车开出去，都会被法院扣留。银行的债务还好说，问题是我们还欠了社会上很多个人的钱，还发行了很多无效的债券。债券是通过银行发行出去的，有一部分没有发完，退回化纤厂，后来化纤厂为了顶债，就把债券给了债主。而债主在苦等无果后，就会持券冲进西北国棉一厂。记得有一年，我们打了96个债务官司，没有一个打赢的，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债务达到4000万元。”

债主排队上门，法院传票频飞，西北国棉一厂最终只能走上躲债之路。为了躲债，在张登社主持下，1998年，西北国棉一厂设立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该厂的第一次改制。

现在，张登社毫不讳言：“我们此举是为了设一道避债的‘防火墙’，形成债务屏障，顺利组织生产。”“我们当时靠欺骗人已经混不下去了，拖欠材料款已经达到6000万元。企业再不改制，1998年4月就要完蛋。”

当时的一位中层领导最近告诉记者：“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有人可能会对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改革提出疑义。如果他能了解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处境，一定会赞同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举措，那是被逼出来的。”

艰难中的自救全场职工集资2000万

当时，国棉一厂成立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在如何操作企业改制上认识是一致的：拿出西北国棉一厂的优质资产组建新的公司。

经过一番争论，确定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思路。然后，股份的构成、公司章程、成立时间也很快确定。

当时的国棉一厂宣传部部长李宝林，对公司章程起草时的情景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抽调到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宣传部的张建峰承担了公司章程的起草工作。当时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他是趴在床上，把纸放在地板上艰难地完成了章程的起草。此后，风轮公司在3天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职工个人股的认购。在1997年全国纺织形势那么艰难的背景下，职工能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企业的股票，5000多名职工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厂里对职工认购个人股有一个指导意见：普通职工3000股，一般干部5000股，中层干部7000股，厂领导9000股，退休职工也可以购买2000股。购买与否，取决于自愿。

1998年1月24日上午9时，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正式开始。董事会选举张登社为董事长，聘请李树生为总经理。

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国棉一厂、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等多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公司设置人民币1元的股份总额6500万股，均为记名式普通股，按面值认购，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西北国棉一厂以实物（主要是厂房和设备）、无形资产和货币折合4000万元投资，认购4000万股，占股本的61.52%，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投资1950万元，认购1950万股，占总股本的30%；陕西省纺织大元经销公司、咸阳市棉烟麻公司、新疆汇通农工贸易总公司、陕西纺织工业技术装备公司等4家社会法人单位投资70万元，认购70万股；社会自然人共出资480万元，认购480万股。

张登社至今认为，1998年风轮公司的成立，除了设下一道债务“防火墙”的好处之外，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从职工手里集资了2000万元，重新组织生产。“我非常感谢当时我们厂的职工，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化纤厂债务压力巨大、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的全体干部职工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来拯救我们的工厂。对于这个在生死关头的工厂来说，此举至关重要，起到了让工厂起死回生的作用。”

企业改革中的个人命运沉浮

虽然风轮公司成立了，名义上似乎和西北国棉一厂并非一家，但在一棉人的心目中，风轮公司也罢，西北国棉一厂也罢，只是称呼的不同而已，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厂房还是那个厂房。“把猫叫了个咪，我们其实就是一家子。”而且，直到2008年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时，总还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后加个括号，括号内是“西北国棉一厂”。

1999年，西北国棉一厂进行了二次改制。这次的动作主要是风轮公司第二次资产重组：西北一棉以“等额资产配等额债务”的形式将持有的4000万股国有股权转让给风轮公司职工持股会。至此，国有股从风轮公司退出。把风轮公司中具有西北国棉一厂所持有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那4000万股，以一厂的工资结余和福利基金转换为职工股。风轮公司买下了西北国棉一厂的设备。

张登社曾解释说，这样做的理由是，风轮公司的债务“防火墙”出现漏洞了，西北国棉一厂所持风轮公司4000万股的分红也会被债权人截留。所以干脆让西北国棉一厂全面从风轮公司撤出。而这，也契合了当时“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大形势。

这又是一次以躲债为目的的改制。“估计当时我们的债权人也很无奈，觉得我们是无赖吧，但当时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张登社说。

不过，一个事实不可否认，西北国棉一厂在这次改制后完成了金蝉脱壳，造就了一个风轮公司有设备没有人员，有厂房没有土地，而西北国棉一厂则是没有生产能力，只剩人员和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的奇特局面。“所以西北国棉一厂的负债率只会越来越高。以至于到现在破产时对外公布的负债率高达346.54%。”一位熟知西北国棉一厂情况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直到2001年，张登社还一身兼着西北国棉一厂厂长和风轮公司董事长两个职务。这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陕西省纺织总公司的警惕，担心两个企业之间有关联交易，会出现问题。从这方面考虑，陕西省纺织总公司要求张登社必须放弃其中一个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