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闭危机殃及大型民企 浙江面临“最坏时刻”

　　“最沮丧”的群体

　　伴随着经济不景气，浙江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也逐渐滑向谷底。

　　“现在不是投资的时候，宏观环境有很大风险，吃不准，”台州椒光集团董事长朱介民对理财一周报记者说，“有钱放在口袋里最安稳——现在是求生存，不是求发展。”之前，朱介民对公司资产进行整合，卖掉了200多亩空闲土地和十多万平方米的厂房，套现2.5亿元。

　　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滨海工业区办公室主任詹弼友向早报记者介绍，目前民企投资有“两怕”，一怕被套，二怕要素价格涨到利润回报点，导致资金链断裂。“我们动员企业抛却担心，但基层反映：你们讲的都对，我也明白，但就是不敢，”他说，好多企业想的是先稳住，不要趴下，量力而行，“在这种形势下，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

　　“目前有部分企业面对困境，出现的悲观情绪大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人士介绍，主要的消极现象有三，一是“冬眠论”，对困难“看不到底”，就想着“冬眠”几年，等时机好了再创业；二是“过冬论”，把“宝”押在来年，“寄托于天助，等明年天上掉个馅饼”——“其实，谁会知道冬天有多长”；三是“淘汰论”，认为传统制造业是夕阳产业，“迟早要死，晚死还不如早死，索性袖手旁观。”

　　这些情绪综合的结果是企业家信心指数下滑。由于冲击来势凶猛，浙江企业家似已成全国“最沮丧”的群体。报告显示，与全国相比，浙江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低4.3点、11.8点，其中，企业景气指数由一季度的全国第12位滑至第18位，企业家信心指数由第15位滑至末位。

　　信心反映到微观层面，是投资活动日趋谨慎。信心下滑甚至导演了极端的悲剧。7月，温州永嘉县56岁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创办人朱吉光因盲目替他人作贷款担保，不堪逼债，在外地宾馆服毒自尽；8月，曾是“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的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缢身亡，当时企业部分生产线已停工。

　　创业近40年的浙江一位领袖级企业家认为，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渴望贷款还不是最让人担忧的，最可怕的是当信贷放开时，企业已不敢要钱，“那才是最最糟糕的情况。”

　　“企业家和市场缺乏信心，主要是宏观层面不确定因素太多，让人看不清，比如汇率、原材料涨价以及宏观政策，”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对早报记者说，“在目前形势下要想一下子恢复，很难。”

　　“浙江式”拯救

　　由于浙江经济的内在特性，官方对困境中的企业伸以援手，从开始就打上深深的“浙江烙印”。

　　纵横集团出现危机后，由绍兴市、绍兴县及纵横集团所在的斗门镇三级政府组成的工作组迅速进驻集团现场办公。由政府出面帮助纵横渡过难关的意图不言自明。

　　类似故事并非一例。观察浙江大型民企出事后的解困之措会发现：官方的身影始终高调闪现，护盘态度坚决。

　　接到飞跃“申请破产”信息后，浙江各级政府定下“帮助飞跃”的基调：台州市政府工作组进驻，接管飞跃账目；通过省政府协调，飞跃各家贷款银行达成支持企业发展、不压缩贷款的协议；台州市、椒江区政府采取资产重组、临时借用资金、收购资产等方式，帮助维持生产。

　　绍兴县政府也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保”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县委、县政府穿梭走访周边省市二级各家银行，帮助协调应急资金。10月9日，由省政府2位副秘书长主持，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省级银行协调会，重点讨论华联三鑫重组。13日，县委、县政府又召开行长会议，作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20日，在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上，绍兴副市长陈月亮面对杭州18家银行和宁波5家银行代表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快速重组，要有时间表；重组中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市委市政府承担。”

　　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素来是“大企业，小政府”模式，是什么促使政府变得如此强势？9月初由省政府同意并下发的《关于做好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安全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可提供答案。

　　该意见首先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界定：指资产经营规模在企业所在地排名前列，净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盈利能力较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经营者有较高素质和良好社会影响，且与上下游企业、银行关联度高，易对当地经济、金融正常运行带来重要影响的企业。以此观之，行业龙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冲击到行业内和上下游企业，还将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稳定。

　　浙江经济以“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为特征，龙头企业与区块内的配套中小企业存在产业链合作关系。同时，在块状经济内部，企业相互借贷、担保普遍。企业间的担保圈，“在经济繁荣上行时期可以相互扶持、加快发展，到紧缩下行时期，某些企业资金周转不畅会引发更大范围企业的经营风险，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产业风险容易演变成区域经济系统风险。”台州市发改委发布的“2008年春季经济运行报告”表示。

　　与大型企业能够享受“小灶式”政策相异，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得到的是“普惠制”政策。基于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浙江采取的“金融输血之策”主要有二：竭力改善金融环境，为该省尽可能争取更大的信贷规模；调动充裕的民资，既“取之于民（民资），用之于民（民企）”，又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