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被中国：中国纺织工业60年

　　然而，由于“左”的错误主导经济指导思想，1958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大幅减产。1960年，棉花收购量仅1924万担，比1959年下降1000多万担，纺织工业生产面临严重困难。1962年，我国棉纱产量下降到302万件，仅为1957年的65%。整个纺织工业系统的设备利用率只有60%。另一方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量减产，国家决定以纺织品出口创汇来进口粮食。1961～1963的三年间，纺织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料，对产品统一分配，增产质量好、使用价值高的纺织品。在这三年间，纺织品出口创汇达15.6亿多美元，每年换汇占国家外汇总收入的30%～36%，在我国外贸出口商品中占第一位。

　　纺织品出口创汇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粮食供应，但却使得国内纺织品供应更加紧张。1961年，棉布的社会零售量下降到8.8亿米，仅及1960年的1/3。为了稳定市场，除棉布外，另外11类主要纺织品也在此时期内开始凭票供应。从1961年9月到1964年8月间，每人每年基本定量只发3尺布票，加上并非人人皆有的补助和奖售，人均也才只有8尺棉布，尚不够做一套女春秋装。在这种情况下，节约完全成为一种必需。舆论风向改变尤为明显：50年代中期还存在的关于服装美的讨论在1957年后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教人通过改、剪、拼等工艺节约布料、延长衣物使用寿命方法的文章。《中国妇女》1960年第2期《充分利用旧衣服》，报道当时“服装行业正大力推广翻改旧衣的工作，使旧衣的利用率高达90%以上”，并具体说明“一件男大褂便能改成一套中山装或一套两用衫裤”。与此对应，许多女青年追求美、想穿别致衣服的想法，被指为“奇装异服”、“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受到公众舆论批判。

　　1960年冬天，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1960年棉花产量急剧下降，这样的形势逼迫纺织工业部门加快化学纤维生产的发展步伐。从1960年开始，纺织工业部组织科研和机械制造力量，自行设计、制造粘胶纤维的成套设备，在南京、新乡、上海等地建立一批中等规模的粘胶纤维厂。到1965年，全国粘胶纤维产量已达44900吨。60年代，世界上合成纤维工业迅速发展，我国纺织工业根据国内情况，1963年从日本引进年产1万吨的北京维尼纶厂，后又从英国引进年产8000吨腈纶的兰州化纤厂，这两个厂后来成为我国发展合成纤维的起点。八字方针指导下，自然纤维纺织工业逐渐恢复，1965年，我国棉纱产量达到716万件，棉布产量增加到63亿米，人均棉布消费数量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平。

　　文革时期：绿军装中的“的确良”

　　1966年，“文革大革命”开始。十年动乱，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靠边站”，纺织工业系统积累多年的经验被否定，许多企业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增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基础建设项目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布点，管理混乱，投资效果差。纺织工业系统的科技、教育工作也受到冲击，拉大了纺织科技水平与国际的差距，并造成技术人才严重不足、青黄不接。

　　纺织工业尽管受到巨大冲击，但作为保障全国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基础工业部门，还是得到国务院的重视和地方的支持。周恩来总理为解决纺织工业的原料问题，年年亲自主持棉花会议，抓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但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纺织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4%，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在这一时期依然未能得到根本好转。

　　化纤行业的发展，可能是十年动乱中纺织工业最大的亮点和成就。为了弥补天然纤维纺织品的不足，1970年，周恩来总理给轻工业部下达“轻工业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天津石油化纤总厂、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四个大型化纤项目开始着手筹建。这期间，化纤工业建设总规模达到四十几万吨。全部建成后，连同原有企业，可使化纤工业总规模达到年产65万吨的水平。四大化纤生产基地后来成为我国化纤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纺织工业体系的完整确立。

　　“的确良”出现和进入城乡居民的消费领域，是这一时期我国纺织生产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衣服面料，“的确良”衣物一度是时髦、讲究的代名词。“的确良”即涤棉混纺织物，与纯棉织物相比，“的确良”面料做的衣物色泽鲜亮，而且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快，很快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70年代，自然纤维纺织生产受农业原料不足的限制，全国棉布供应持续紧张，人们穿着的衣物，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挺括鲜艳的“的确良”的出现，不仅让当时习惯灰蓝绿黯淡棉布的群众眼前一亮，而且因为它耐用耐磨，做一套衣服可持续穿着好几年，能够节约布票，因此很快风行全国。

　　“的确良”7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风潮，与纺织工业化纤行业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70年以后，纺织工业部根据国际市场化纤纺织品的动向和国内市场趋势，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企业，增添了精梳、染色等专用设备，“的确良”涤棉混纺产品得到较快发展。1971年，“的确良”纺织品产量还只有0.6亿米，1975年就发展到5.1亿米。

　　脱下“人民装”的人民

　　文革结束，国家政治生活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工农业迅速恢复发展。1978年，党和国家对农村经济政策做重大调整，对轻纺工业实行扶植的“六优先”政策，纺织工业也在内部进行“转轨变型”，改革计划管理，逐步增强市场机制作用。在这些政策调整的影响下，棉、毛、麻、丝等农业原料产量大幅上升，纺织工业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1984年，我国棉花产量达1.25亿担，比1978年净增8000万担，六年间每年递增19%，相当于前25年递增速度的5.6倍。同样是在这六年间，化纤平均每年递增17.1%，纺织工业总产值递增10.9%，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前29年的平均水平。

　　生产迅猛发展使得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在这个时间段终于得到解决。1983年，在人口比解放初翻一番的基础上，布匹的年个人分得量达到19.4米，是1949年的7倍。纺织品市场出现转折，从过去长期供应偏紧转变为供应比较充裕，买方市场开始形成。1983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以商业部名义发布通告：“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从此，我国纺织品结束了限制供应的时代，纺织工业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从80年代开始，纺织工业开始沿着两个方向飞奔。第一个方向，是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分工与竞争。1978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陈诚忠找到经营毛纺生意的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希望他帮助中纺公司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曹光彪认为当时国产毛衫质量、花色落后，内地工厂管理也不尽如人意。于是建议由他在接近香港的内地地区办一间工厂，内地提供土地，香港方面提供设备、厂房和人员培训，工厂为他在香港的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原料进口和产品外销皆由香港方面负责，设备费用以加工费作为补偿。

　　曹光彪这一建议即是后来影响中国经济甚巨的“三来一补”贸易形式的雏形。“三来一补”的形式创新，适逢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纺织工业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时机，使得当时中国能够利用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整个80年代，在外贸带动和国内消费的双重刺激下，纺织工业的规模增长是惊人的。1988年，海关统计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达到118.3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比重上升到6%，位次上升到第五。纺织品出口换汇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商品。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72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5%。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额双料居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