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形式分析：棉花并不总是温暖的

　　棉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2007年前的几年时间里，一位叫埃利克·奥森纳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探访了五大洲的马里、美国、巴西、埃及、中国等7个主要产棉国，写出了一本《棉花国之旅》的著作，该书获得了2007年法国经济图书奖。

　　通过棉花这种带给人温暖的植物，奥森纳揭示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他认为，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等和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

　　他注意到，与田纳西和得克萨斯的美国农场主的惬意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棉农们生活艰辛，美国对农场主的巨额补贴正把马里等西非产棉四国逼近经济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每年美国全国棉花协会(NCC)都在游说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强烈抨击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棉农给予补贴，要求这些国家彻底开放自己的市场。

　　在埃利克·奥森纳旅行的几年中，中国棉农也正在“坐过山车”。

　　这背后是“美国的阴谋”——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郎咸平，2009年年底在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产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上述结论。他尤其对2009年中国植棉业的大变化非常好奇，“郎旋风”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原材料的攻击阴谋不是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

　　按照郎咸平的数据，2009年中国植棉面积、单产、棉花质量都下降了10%以上，农分率(100斤的子棉能够转化为多少皮棉)从42%下降到34%，他认为，很明显这是美国多年攻击中国棉业的集中体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孟山都公司充当了急先锋和打手。1997年，孟山都开始向中国推广一种转基因抗虫棉33B，并迅速推广到中国的主要产棉区。这种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在2001—2004年的三年间，使得中国棉花农药使用量下降了50%—60%，种植成本下跌了25%，亩产量上升了20%。

　　但是，中国棉农们不知道，这种转基因棉花的棉子质量只能保证三年，三年后如果不买孟山都的新种子，就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衰退现象。郎咸平认为，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后中国棉花产量、质量大幅下滑的原因。而随着中国产量的下降，就出现了每年两三百万吨的缺口，只能从国际上进口，而进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当温柔的棉花在某一天成为一种大宗国际贸易品，强硬的国际争端就降临了。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围绕棉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甚至称，棉花已经成为检验多哈回合承诺的试金石。但拉米没有强调的一点是，WTO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虽然承诺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但前提是必须处理好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特别是正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世贸规则中的困难和发展需要。

　　过去几年里，香港援助机构乐施会一直把加入WTO后的中国棉花和棉农状况作为一大主题开展研究。2005年，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进行前夕，乐施会发布了自己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份棉业报告《中国棉业没有软着陆》。乐施会项目官员刘源博士告诉《商务周刊》，当年的报告核心是反对美国的高补贴与对华倾销。

　　该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开放了本国的棉花市场，但美国一直对其棉业进行补贴。其结果是2001—2004年间，获得补贴的廉价美国棉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进口美国棉花增加了21倍，这令国内棉价大幅下降，国内棉农在市场中节节败退。

　　2005年形势更加紧张，由于上一年国际棉价下跌，而国内进口棉花的时间和数量又过于集中，国内子棉价格暴跌30%—40%，棉农苦不堪言，结果2005年国内植棉面积下降了10%。乐施会测算，就是这10%植棉面积的下降，直接导致2005年中国棉农减少了17.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令中国农村失去了72万个就业机会。

　　而这一年的7月到8月，按照郎咸平的说法，美国把大量的棉花运往中国的保税区，以很低的价格在中国倾销。每向中国出口1吨棉花，美国政府就给美国农民相当于600元人民币的补贴。

　　刘源认为，更糟糕的是，入世后，由于中国对进口棉花的依赖越来越高，国际棉价对国内棉价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在中国入世最初的短短4年时间里，国内棉价大的起伏就发生过三次，造成国内棉花播种面积也发生较大波动——万千个中国河南省扶沟县棉农刘武义的命运被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棉花期货交易员所掌握，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被抛弃也就成了最符合经济学的结局。

　　2009年年底，乐施会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合作撰写了中国入世后第二个棉业报告《2009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该报告进一步显示，全球自由贸易并没有为中国棉农带来更为稳定的生计，相反，由于受进口棉的强烈冲击，短短几年间，中国棉农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市场机会。

　　“在前一个报告基础上，我们对主产棉7省区1500户棉农进行了追踪问卷调查，并到江苏、河南和新疆三大产棉区进行社区实地调研，发现入世后受国际棉花价格波动影响，中国棉花市场价格、种植面积、产量、棉农收益等呈现全方位动荡不定。”刘源说。

　　刘武义不知道，在过去已经持续了8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欧美国家一直逼迫中国等进一步开放国内棉花市场，逼迫发展中国家取消有效的农业保护和贸易救济措施，与此同时，2008年的美国农业政策法案又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棉农的补贴。

　　2001年，杜珉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就注意到，美国棉花农场主的声音很大，对白宫和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并总能争取到巨额的政府补贴。2001年国际子棉价格是每公斤82美分，而美国棉农从政府拿到的补贴高达每公斤105.8美分——相当于美国棉农每卖1美元的棉花，美国政府就再给他们1.3美元。按照郎咸平的数据，1999—2003年，美国政府对棉花的补贴率高达89%。2001—2002年，补贴率更是超过129%。

　　即便如此，美国全国棉花协会等游说集团还一直在争取对植棉业的更高补贴和政府扶持，埃利克·奥森纳也告诉读者，美国全国棉花协会已经多年获得美国最优院外游说大奖。

　　与此同时，美国的另外一大棉花游说集团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和各大棉商依仗其成熟的营销手段和强大实力在中国大力推广美国棉花，并极力游说中国纺织企业使用他们的棉花。记者了解到，除了游说中国有关机构，CCI的另一主要工作是推广COTTON USA的美棉商标。企业会员使用美棉商标无须任何费用，而且能参加COTTON USA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推广活动。目前，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中国棉纺织企业成为该协会会员。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下，我们不能过分期待国际分工。”刘源说，“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框架下，谈比较优势和资源的全球配置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与拥有强大政府支持和商业能力的美国同行相比，仍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中国棉农们早已空前原子化，在国际贸易的丛林法则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棉花产业链条上最低端的失语者。杜珉认为，一旦棉农们失去了信心，如果没有人代表他们去争取生存空间，这将是中国棉花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悲哀。

　　从长远看，杜珉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强国际谈判，坚持让美国削减高得离谱的补贴，在WTO谈判中更要慎重，不能把农业作为砝码，牺牲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们的利益；在必要时，中国政府要维护本国农民利益，启动贸易救济以及特殊保障机制。

　　“最核心的是要尽快建立棉花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并充分利用WTO框架下允许的扶持政策。”杜珉认为，除了目前的棉花“良种补贴”、“节水灌溉”、“高产创建”等绿箱政策(Green Box Policies)以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时争取到的“8.5%的微量允许”的黄箱政策(Amber Policies)，即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上一年度生产总值的8.5%的补贴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测算，每年中国可以对棉农有50亿—60亿元的补贴额。”她说，“但很遗憾，入世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实施这一本来可以利用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