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民工荒真相调查

　　据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观察，最近两年，进入该人才市场招聘的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没办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

　　内迁的困惑

　　“年轻人，依然一大巴一大巴地往外走。”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将企业搬迁到内地，能否解决用工问题？并不一定。

　　去年春节期间，本报曾报道台湾宝成集团进驻湖北打工大县遭遇招工难的故事(参见报道《打工县的“民工荒”——当世界最大鞋企进驻国家级贫困县》)。今年这一情形并未改观。

　　根据规划，宝成集团投资的这个鞋厂将分四期建设，全部建成之后，总用工规模将达到5万余人——这相当于这个内地县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009年，已经建好一期工程的宝加鞋厂对外招工。原计划对外招工16000多人，但最终却只招到不到一万人。

　　今年春节后，二期工程也已建好。据阳新县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周营介绍，招工需求为28000人，但是，截至2月22日(阴历正月二十)，尚只招到零头。

　　这个打工大县，劳动力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20多万；政府下的功夫可不可谓不足——为了保证这个大项目如期投产，县里成立了专门的招工领导小组，县长直接挂帅，招工任务被层层分解到组，并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的消费成本，宝成开出的工资也并不算低——最初开出的月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春节，涨了200，招不到人；今年又涨了两百，但还是招不到人。“年轻人，依然一大巴一大巴地往外走。”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同样的难题，并不只有宝成才遇到。即便是在制造业内颇具名气的富士康，也遭遇了类似困惑。

　　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早在几天前，深圳富士康就已经招满了，此后便代一些内地厂区招工。但那些已经到了深圳的求职者却并不都愿意去。一些人甚至表示，非深圳不进。

　　“这一代打工者与上一代已经有很大区别，上一代是求生存，这一代是为长见识。”刘坤分析，“他们有的就认深圳，就是想出来看看，你把厂开到他家门口，他还不一定愿意留下来。”

　　机器换人

　　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早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将宣告结束。

　　尽管这个拐点究竟在哪年出现尚在争议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

　　企业们感到了压力。

　　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以前招工难，但经过一段时间能招满；现在招工难，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招不满”。

　　作为应对之策，去年下半年，他投资300万欧元，进口了一批自动化设备，用以代替人工。

　　他算过一笔账，这笔投资下去，将会减少人工15%。以华坚21000人的用工规模，大约在3000人左右，以每人每年开支2万元计算，一年下来，就能省下6000万，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

　　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的不良率也会大大降低。“这在无形中会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张华荣说。

　　在他看来，“以前有便宜的劳动力可以用，企业当然要用，现在用机器更划算，企业自然会去投机器。”张注意到，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在中国的毛纺织重镇——东莞大朗镇，目前数控织机(一种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对整个织衣系统实行智能控制的机器，每台织机大概能代替8个人工)生产企业已经达到45家，其中，三分之一是2009年后才开业的。该镇招商办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5年，大朗镇毛织服装生产企业使用的数控织机仅有2000台，到2008年就增长到了4000台，2009年就达到了6000台之多。“民工荒肯定会加速中国的机器化进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永宏分析，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全世界之最。“在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他说。(李平为化名)